三个月后，清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场秋雨从清晨就开始下，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法庭的玻璃窗。旁听席坐满了人，有记者，有市民，还有几个穿着朴素、神色悲戚的男女——他们是“失踪者”的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
林峰坐在公诉人席旁边，一身笔挺的警服。他看着被告席上的张秀英，几乎认不出这是三个月前那个在审讯室里哭泣的女人。她穿着囚服，头发剪短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全体起立！”
法官入席，庭审开始。
公诉人站起身，开始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张秀英，女，29岁，汉族……涉嫌故意杀人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诈骗罪、伪造证据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每宣读一条罪状，旁听席上就响起一阵压抑的抽泣声。那些家属们捂着脸，肩膀颤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直到三个月前警方联系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并非“失踪”，而是被囚禁、被切割、被像货物一样卖掉。
林峰的目光扫过那些痛苦的面孔。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攥着儿子的照片——那是第七个“货源”，一个进城打工的聋哑青年，三年前在劳务市场“失踪”。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怀里抱着孩子的遗像——她的丈夫，第四个“货源”，因为车祸需要钱治病，被人以“高薪工作”骗走。
还有王德顺的妻子，坐在最角落，低着头，双手紧紧绞在一起。她直到今天才知道，丈夫并非意外死亡，而是被谋杀；她拿到的那二百万保险金，沾满了丈夫的血。
“被告人张秀英，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何陈述？”法官问。
张秀英抬起头，目光在法庭里扫视一圈，最后落在林峰身上。她的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微笑：
“我认罪。”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连法官都愣了一下——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如此痛快认罪的重大刑事案件被告人。
“但是，”张秀英的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我有话要说。”
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低声交流后，点头：“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张秀英站起身。囚服在她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但她站得很直，像一个即将发表演讲的演说家：
“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魔鬼，是畜生，是不配为人的东西。”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不辩解。我杀了人，我卖了器官，我骗了保险，我做了所有你们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坏事。”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雨声。
“但我想问，”张秀英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是这个村子，是这个社会，是那些看我时鄙夷的眼神，是那些说我‘命贱’的闲言碎语！”
她的声音开始拔高：“我嫁到李家六年，六年！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喂猪、下地、伺候公婆。李浩一年回来一次，带回来那点钱，还不够还利息！债主天天堵门，泼油漆，半夜打电话威胁要砍我的手！有人管过我吗？有人帮过我吗？”
旁听席上，李浩痛苦地闭上眼睛。他的母亲——那个曾经在卫生院哭求的老太太——已经泣不成声。
“赵大强找上我的时候，他说，有个机会，能翻身。”张秀英笑了，那笑容让人不寒而栗，“我说好。为什么不好？我这辈子都在泥里，好不容易有人递梯子，我为什么不爬？”
公诉人想打断，但法官摆了摆手。
“第一次见到‘货源’，我也怕。”张秀英的眼神恍惚起来，“那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从山里出来找工作的。刘建军说，这种最好，家里人不懂报警，失踪了也没人找。我看着那孩子的眼睛，那么干净，那么信任……我手抖了。”
她顿了顿：“但赵大强说，不做，下一个被卖的就是我。他说刘建军早就在物色女性‘货源’，眼角膜、皮肤、子宫……女人的器官更值钱。”
法庭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
“所以我做了。”张秀英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我骗那个孩子，说带他去好工厂。我看着他被绑起来，被注射药物，被推进那个 makeshift的手术室……我甚至帮忙按住他的腿。”
旁听席上，那个聋哑青年的母亲晕了过去，被法警扶出去。
“从那以后，我就不是人了。”张秀英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沾过血，拿过刀，数过卖人肉的钱。但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用怕债主，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再也不用……穷了。”
法官敲响了法槌：“被告人，你的陈述与案件无关……”
“有关！”张秀英突然尖叫，“怎么无关？如果不是穷，如果不是被人看不起，如果不是这个世道逼的，我会变成这样吗？！”
她的眼睛里终于有了情绪——不是悔恨，是愤怒，是不甘，是疯狂。
“你们坐在上面，穿着法袍，拿着法槌，当然可以说我罪大恶极！”她指着法官，指着公诉人，最后指向林峰，“你们这些警察，破案了，立功了，升职了，多光荣啊！但你们想过我吗？想过我们这些在泥里挣扎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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