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但兴安岭的积雪已经开始消融了。溪水叮叮咚咚地流着，树枝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王西川站在靠山屯的木楼前，看着那些熟悉的屋顶、熟悉的炊烟、熟悉的山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爹，该走了。”王韶华从屋里出来，眼睛红红的。
王西川应了一声，转身进屋。黄丽霞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三个大包袱，里面装着被褥、衣裳、锅碗瓢盆。王昭阳和王望舒从林场回来帮忙搬家，两个女婿也来了。黄大山、王北川、马强、顺子都来送行，三辆马车装得满满当当。
“姐夫，到了林场安顿好了，捎个信回来。”黄大山拍拍王西川的肩膀。
“嗯。”王西川点点头。
三叔公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过来，拉着王西川的手不放：“西川啊，到了林场好好干，别给靠山屯丢脸。”
王西川的眼眶红了：“三叔公，您放心。”
“你娘要是还在，看见今天，该多高兴啊。”三叔公抹着眼泪。
王西川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三叔公的手。
马车动了。王西川坐在最前面的马车上，抱着儿子王家兴——小家伙才两个多月，裹在碎花棉被里，睡得正香。黄丽霞坐在他身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干粮和水壶。女儿们坐在后面的马车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马车走出老远，王西川回头看了一眼。靠山屯的炊烟袅袅升起，三叔公还站在屯口，拄着拐杖，像一棵老松树。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到了林场。林场在县城边上，几排红砖房，院子很大，停着几辆解放牌卡车和拖拉机。场部是一栋二层小楼，楼顶竖着一根旗杆，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王西川跳下马车，四处看了看。林场比他想象的大，也比他想的好。场长姓孙，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戴着眼镜，说话和气。他已经在场部等着了，看见王西川，迎上来握手。
“老王，欢迎欢迎。我是孙场长。”
“孙场长，麻烦您了。”王西川握着孙场长的手。
“不麻烦。”孙场长笑了，“你们靠山屯合作社的名气大，你的名气也大。省报都登过你的文章，林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王西川谦虚地说：“孙场长过奖了，我就是个打猎的。”
孙场长领着他们去看房子。房子在场部东边，一排四间，红砖墙，水泥地，铝合金窗户。虽然不如靠山屯的木楼宽敞，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厨房里有新砌的灶台，卧室里有新盘的炕，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榆树。
“老王，这房子怎么样？”孙场长问。
“好，比我想的好。”王西川点点头。
黄丽霞把行李搬进屋，开始收拾。女儿们也帮忙，铺炕的铺炕，擦桌子的擦桌子，扫地的扫地。王昭阳从财务科借来一个暖水瓶和几个搪瓷缸子，王望舒从卫生所拿来一卷纱布和一瓶酒精。
王西川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排红砖房，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林场扎下根，干出个名堂来。
下午，孙场长找王西川谈话。
“老王，你去采伐队吧。”孙场长说，“采伐队缺人，郑大胡子那边正喊着要帮手。”
“行。”王西川点头，“我听场长的。”
“你以前打过猎，身体好，有力气，干采伐没问题。”孙场长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有前途。”
第二天天没亮，王西川就起来了。他穿上黄丽霞给他做的新棉袄，背上水壶，朝采伐队走去。采伐队在林场北边，离场部有好几里地。他走得快，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
采伐队是一排木板房，院子里堆着油锯、斧头、绳索，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柴油的味道。几个工人蹲在房檐下抽烟，看见王西川来了，抬起头打量他。
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伐木工，姓郑，满脸络腮胡子，外号“郑大胡子”。他叼着烟卷，上下打量着王西川，目光落在他的猎刀和猎枪上。
“你就是王西川？”郑大胡子问。
“是。”王西川点点头。
“打猎的？”郑大胡子指了指猎枪。
“打过几年猎。”
“伐木不是打猎。”郑大胡子吐了口烟，“可不是端端枪就能干的。”
几个工人哄笑起来。
王西川没吭声，把棉袄脱了，叠好放在一边，拿起靠在墙边的一把油锯，检查了一下链条和火花塞。油锯没问题，新磨的链条，锋利得很。
“用我的油锯？”郑大胡子挑了挑眉。
“行。”王西川把油锯拎起来，跟着工人们进了林子。
林子里的雪还没化透，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郑大胡子指着一片落叶松，说：“今天的目标，五十棵。天黑之前干完。”
工人们散开，各就各位。王西川选了一棵最粗的落叶松，蹲下来，拉了几下拉绳。油锯“突突突”地响起来，链条飞速转动。他深吸一口气，对准树干锯了下去。锯末飞溅，松脂的气味更浓了。那棵松树足有两人合抱粗，但王西川的油锯用得稳，锯口平整，角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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