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雨水渐多。一场夜雨过后，东四三条胡同的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墙根的青苔绿得逼人眼。李建国撑着一把半旧的油纸伞，拐进一条更窄的胡同，在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前停下。门楣上没有任何牌匾，只门框旁钉着块小木牌，上面用墨笔写了两个极小的字：“聚源”。
他收起伞，在门环上轻轻叩了三下，停一停，又叩两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露出一张精明干瘦的脸，正是之前帮栾老板处理过一些“特别事务”的周先生。周先生看见李建国，并不意外，只微微点头：“李师傅来了，请进。”
院子极小，只容得下一架葡萄藤和一口水缸。正房三间，门窗紧闭。周先生引李建国进了东厢房，屋里陈设简单，一桌两椅，靠墙有个老式账柜。
“栾老板已经跟我说了。”周先生关上门，压低声音，“东西带来了？”
李建国从怀里取出一个鼓囊囊的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崭新的一沓沓“伍万圆”券，用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共二十捆——一百万旧币。另外还有一个小锦袋，里面装着两条小黄鱼。
周先生验过钞票和金条，点点头，从账柜抽屉里取出几份文件。
“按您的要求，房子在东城区方家胡同，离您现在的院子隔了三个街区，不远不近。”周先生展开一张手绘的平面图，“标准的三进四合院，前院倒座房五间，中院正房三间加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后罩房七间，总共二十一间房。院子是清中期的老宅，民国时期翻修过，木料都是好料，屋顶去年新换的瓦。原主是位前清的遗老，去年过世了，子孙急着出手，要价……本来不低。”
他看了李建国一眼，继续道：“但栾老板打过招呼，中间又使了些力，最后谈定的价格就是这些。”他指了指桌上的钱和金子，“房契、地契都办妥了，用的是您说的那个名字——李援朝。”
李建国接过文件细看。房契是民国时期的老契，但附有新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产权确认证明和过户手续，所有印章齐全，文件链完整。产权人一栏，工工整整写着“李援朝”三个字，籍贯写的是河北某县——那是个真实存在但远离京城的地方。
“名字妥当吗？”李建国问。
“万无一失。”周先生肯定地说，“‘李援朝’这名字，现在全国没有十万也有八万。籍贯离得远，查无可查。所有手续走的都是正规渠道，钱货两清，任谁也挑不出毛病。就是真有人较真去查，也只能查到有这么个河北来的‘李援朝’买了处宅子，别的什么都查不到。”
李建国放下心来。他选择“李援朝”这个化名，正是看中了其时代特色和普遍性——抗美援朝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叫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太多，如同大海捞针。
“不过，”周先生话锋一转，神色认真，“李师傅，恕我多嘴问一句，您买这么大一处宅子，空着恐怕惹眼。如今政策虽不禁止私房买卖，但这么大的产业闲置，难免引人注意。您打算……？”
这正是李建国计划的关键一环。他收起文件，平静道：“周先生考虑得周到。这房子，我不打算空着，也不打算自家住。”
他从怀里又取出一个小些的信封，推到周先生面前：“还得麻烦您，帮我牵个线，我想见见方家胡同所属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
两天后，还是在这间小厢房。周先生带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穿着灰色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介绍说是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
王主任面庞方正，神态谨慎，打量李建国的目光带着审视。周先生只简单介绍说李援朝同志是位“热心支持街道工作的进步群众”，便借口出去了。
李建国请王主任坐下，开门见山：“王主任，我叫李援朝，是方家胡同那处三进院的房主。”
王主任眉头微动，显然已经知道房产过户的事。
“我买下这处院子，不是为自家住。”李建国语气诚恳，“如今新国家建设，百废待兴。我常听广播里说，街道工作千头万绪，最缺的就是办公和活动场地。我虽然能力有限，但也想为街道、为群众出份力。”
他顿了顿，观察着王主任的神色：“所以我想，把这处院子，以象征性的价格，租给咱们街道办事处使用。前院的倒座房，可以改造成街道的办公点、阅览室；中院厢房，可以给街道的夜校、扫盲班当教室；后院宽敞，夏天可以组织群众纳凉开会，冬天也能搞点活动。您看……怎么样？”
王主任愣住了。他当街道主任这么多年，见过各色人等，有积极配合的，也有扯皮耍赖的，但主动把这么好的私宅低价租给街道用的，还是头一回遇见。
“李……李同志，您这心意是好的。”王主任斟酌着词句，“但这租金……”
“租金好说。”李建国爽快地道，“咱们街道经费也紧张。这样，每月租金，就定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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