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三月了,四九城的柳树才勉强抽出点鹅黄的嫩芽。倒春寒一阵接一阵,冷风里裹挟着沙尘,吹得人睁不开眼。
轧钢厂的食堂却热气腾腾。中午开饭时,每个工人饭盒里都多了一勺油汪汪的红烧肉——虽然肉不多,大多是土豆和萝卜,但那实实在在的肉香和油星,已经让工人们心满意足了。
“又是李工的猎物?”一个年轻工人边吃边问老师傅。
“可不嘛。”老工人扒拉着饭,“听说这回是头大野猪,三百多斤呢。李工带着人在西山蹲了四天四夜才打到。你说这大冷天的,山里得多遭罪……”
“李工真是咱们厂的福星。”年轻工人感叹,“这都第几次了?隔三差五就能见着荤腥。”
“所以说啊,跟着李工干,错不了。”老工人压低声音,“我听说,就因为这个,部里都点名表扬咱们厂了,说咱们在困难时期还能保证工人营养,是典型。”
这样的对话,在轧钢厂各个角落重复着。李建国的“打猎英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工人们真心感激他,领导们也对他越发倚重。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
厂办公楼三楼,原生产副厂长、现已被调到工会挂闲职的杨厂长,正站在窗前,冷冷地看着食堂门口排队领饭的工人。
他是去年因为一起重大生产事故被免去实职的。事故调查时,李建国作为技术骨干,出具了关键的技术分析报告,指出了管理层的责任。虽然报告客观公正,但杨厂长一直认为,是李建国“落井下石”,才导致他被一撸到底。
“小孙。”杨厂长头也不回地叫了一声。
身后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瘦高男人立刻凑过来:“厂长,您说。”
这是杨厂长的老部下孙干事,跟着他从车间干到厂办,杨厂长失势后,他也被边缘化,调到档案室坐冷板凳。
“李建国这几个月,往食堂送了多少次肉了?”杨厂长问。
孙干事想了想:“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差不多每个月都有。野猪、野羊、鹿、狍子……加起来得有几千斤了。”
“几千斤……”杨厂长转过身,眼神阴鸷,“他一个人,打得到这么多?西山那点儿地方,经得起这么打?”
孙干事会意:“您的意思是……”
“去查。”杨厂长声音很低,“查他的请假记录,查他每次‘进山’的具体时间、路线。还有,他那些肉,是怎么运回来的?一个人,能拖得动几百斤的东西走几十里山路?”
“这……”孙干事犹豫,“厂长,李建国现在可是厂里的红人,跟王主任、陈主任他们都关系密切。咱们去查他,万一……”
“万一什么?”杨厂长冷笑,“我们这是对工作负责,对厂里负责。他李建国的肉来路不明,万一有问题,吃坏了工人,谁负责?你悄悄查,别声张。”
孙干事咬了咬牙:“行,我去查。”
接下来的几天,孙干事开始悄悄行动。他利用在档案室工作的便利,调阅了李建国的考勤记录;又找了几个车间的老工人“闲聊”,打听李建国每次“打猎归来”的具体情况;甚至还特意去了一趟西山,找到几个当地的猎户,询问最近山里的猎物情况。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考勤记录显示,李建国每次请假“进山”,都是三到五天。但根据他“打猎归来”的时间推算,从西山到轧钢厂,徒步至少需要一天。也就是说,他实际在山里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到三天。两三天,就能打到几百斤的野猪或野羊?这效率高得离谱。
更可疑的是运输。几个亲眼见过李建国“拖猎物”回来的工人描述:他都是一个人拖着简易拖架,猎物放在上面。可孙干事找木工师傅估算过,那种简易拖架,在土路上拖动一百斤的东西都费劲,更别说几百斤了。除非……李建国力大无穷。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西山猎户。一个老猎户明确说:“今年冬天山里瘦,大雪封山早,野物比往年少多了。别说野猪,就是野兔都不好打。一个人,一次能打到两只野鸡就算运气好了。”
所有这些疑点汇总到一起,孙干事得出了一个让他兴奋又恐惧的结论:李建国的肉,来路绝对有问题!
他把调查报告悄悄交给了杨厂长。
杨厂长看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好!很好!小孙,你立功了。”
“厂长,接下来怎么办?”孙干事问,“要不要向厂党委汇报?”
“不急。”杨厂长手指敲着桌面,“光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要抓,就抓现行。下次李建国再‘进山’,你带两个人,悄悄跟着他。看他到底去哪儿,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孙干事脸色一变:“跟踪?这……这要是被发现了……”
“所以让你们悄悄跟。”杨厂长盯着他,“小孙,这是个机会。只要抓到李建国的把柄,扳倒他,我就能重新站起来。到时候,档案室主任的位置,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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