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李建国用了‘必然’这个词。”陈主任翻到报告最后一页，那里用红笔标注了一句话：“此非预测，乃规律。请务必重视，早做准备。”
他想起过去几年，李建国所有看似大胆的预警最后都被证实：八四年提醒日元会大幅升值；八五年警告拉美债务危机将蔓延；八六年预判油价将跌破15美元……每一次，都精准得令人难以置信。
“宁可信其有。”陈主任最终批示，“将预警转发外汇管理局和四大银行国际部，要求检查海外资产的风险敞口。另外，通知驻外商务机构，暂缓一切非必要的金融投资。”
批示下发时，一位年轻的处长小声嘀咕：“就因为香江一个资本家的判断，就要惊动这么多部门？”
他的上司、经历过多次政治风雨的司长轻声说：“你不懂。那个‘资本家’……这七八年来，帮国家做的事，比很多国有企业都多。他的判断，值得用真金白银去重视。”
三、香江的暗流
七月，建国集团开始执行降仓计划。
徐文栋团队展现出高超的专业技巧：他们不是粗暴抛售，而是通过大宗交易、可转换债券、期权组合等多种工具，在三个月内将380亿港元的股票资产，悄无声息地降至110亿。同时，他们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建立了等值约100亿港元的股指期货空头头寸。
市场依然在狂欢。七月恒指突破4000点，八月冲上4200点。财经媒体上，专家们高喊“5000点不是梦”。
建国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杂音。一位新加入的基金经理公开质疑：“我们错过了至少15%的涨幅，股东损失巨大！”
李建国在董事会上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满仓，股市跌40%，公司会破产吗？”
没人敢回答。
“但如果现在轻仓，股市涨20%，我们最多是少赚一些。”李建国环视众人，“金融的第一要义不是赚钱，是活下来。活下来，才有机会赚明天的钱。”
八月底，他开始秘密约见香江十几家关系密切的实业家——大多是制造业老板，很多人都把工厂抵押贷款投进了股市。
九龙塘，一家潮州菜馆的包间。
纺织大王林伯听完李建国的分析，脸色发白：“李生，我的股票抵押率已经到七成了。如果真的跌四成，银行会平仓，我的厂子就没了！”
“所以你现在就要降仓。”李建国递过一份方案，“建国证券可以帮你做股权质押置换，把高风险的科技股换成防守型公用股，同时买入一些看跌期权对冲。手续费我只收成本价。”
“你为什么帮我？”林伯疑惑，“这明明是亏本生意。”
“因为香江不能没有制造业。”李建国认真地说，“如果这次股灾把做实业的都洗出去，以后香江就只剩下地产和金融了——那样的香江，不是我想看到的。”
类似谈话进行了十几次。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开始悄悄减仓；不信的，继续加大杠杆。
九月初的一天，李建国在办公室接到一个意外来电——来自汇丰银行大班沈弼。
“李先生，听说你在全面看空股市？”沈弼的英式英语带着探究的意味。
“只是风险管理，沈弼先生。”
“我看了你们集团的投资组合报告……非常有趣的布局。”电话那头顿了顿，“能私下问一句吗？你真的认为会有股灾？”
李建国沉默了几秒：“沈弼先生，您还记得七三年香江股灾吗？那时候，估值也到了疯狂的程度。”
沈弼当然记得——七三年恒指从1700点暴跌到150点，无数人跳楼。那时他还只是汇丰的一个小经理。
“谢谢你的提醒，李先生。”沈弼最终说，“汇丰会重新评估自营盘的风险敞口。”
挂掉电话后，李建国走到窗前。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粼粼，渡轮穿梭如织。这个繁荣了二十年的城市，即将迎来一场淬火。
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只是为集团，也为这座城，为这个国家。
空间里，那本记录着未来金融史的笔记本静静躺在书桌上。翻开的那一页，标题是：“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
距离那一天，还有四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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