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复兴办”的小型会议室里，高晋正主持召开《改革进程内生信息防护与正向叙事能力建设》方案的内部研讨会。与会者除了“复兴办”的核心骨干，还有来自国安、宣传、网信等部门的几位代表——这是林雪副局长的建议，多部门协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
“我们的改革试点在全国铺开，大量基层创新实践、经验教训在产生。”高晋的开场白直入主题，“这些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同时，也可能成为被‘选择性采集’、‘定向编排’的素材。我们需要在推进工作的同时，建立一套机制，既保护敏感信息，又能主动塑造客观、全面的改革叙事。”
政策研究组组长李明率先发言：“从我们跟踪的国际舆论看，对方擅长‘事实切片’——从真实事件中截取最符合他们叙事的片段，忽略背景和整体。比如东都市培训平台出现的问题，如果被单独放大，可能被演绎成‘中国产业政策全面失败’的证据。”
来自网信办的年轻处长陈涛补充道：“我们还发现，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项目，正在加大基层调研力度。他们通过看似规范的学术渠道，收集地方政策执行中的矛盾、民众意见分歧等。这些材料经过理论包装后，会成为很有‘学术说服力’的批判资源。”
会议室气氛凝重。林雪的代表——一位姓赵的处长沉声道：“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种信息收集正在系统化、网络化。他们不仅雇佣中间人，也在培养‘本土信源’，甚至尝试在某些领域寻找‘有影响力的合作者’。”
高晋凝神倾听，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所以，我们的应对必须是立体的。第一，加强信息分级管理和保密教育，特别是对接触试点一线资料的同志。第二，建立改革信息的‘正面供给’机制——主动、及时、准确地发布试点进展、成效评估，包括不回避问题，但更强调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机制。第三，培养我们自己的叙事能力，不仅是官方发布，也要支持独立学者、媒体人基于事实的深度调研和报道。”
“第四，”他停顿了一下，“对于外部势力有组织的渗透和信息窃取，必须依法坚决反制。这项工作由专业部门负责，但我们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初步形成了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框架。散会后，高晋特意留下李明：“李组长，你们研究组牵头，尽快起草一份《改革试点信息发布与传播指引》，要实用、可操作，特别是针对基层同志，告诉他们什么能说、怎么说、对谁说。”
“明白，高主任。”李明点头，“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定期举办‘改革故事分享会’，邀请一线干部、企业家、普通劳动者来讲述亲身经历。真实的声音最有感染力。”
高晋赞许道：“这个想法好。改革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千千万万人的实践。让实践者发声。”
送走李明，高晋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秘书轻声通报：“高主任，东都市周明副局长来了，说有些情况想当面汇报。”
“请他进来。”
周明风尘仆仆，眼里带着血丝，显然是一大早赶过来的。一进门，他顾不上寒暄，直接道：“高主任，培训平台的问题比我们预想的复杂。我们排查了十七家涉嫌套取补贴的企业，其中三家背景不太寻常。”
高晋示意他坐下，递过一杯水：“慢慢说，什么背景？”
“这三家企业，注册时间都不长，集中在高端制造业技能培训领域。他们的法人代表都是本地人，但股权穿透后，都有境外资本间接持股，而且层层嵌套，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家离岸基金。”周明压低声音，“更蹊跷的是，我们约谈这些企业负责人时，他们的回答高度一致，像是提前排练过。而且，其中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上个月突然辞职，去了香港。”
“你们向当地国安部门报备了吗？”
“已经报备了，他们正在介入调查。”周明忧心忡忡，“高主任，如果这不只是简单的钻政策空子，而是有组织的干扰破坏，那问题就严重了。他们不仅浪费财政资金，更关键的是，挫伤了参训工人的积极性，破坏了企业和政府的互信。”
高晋沉吟道：“你们做得对，第一时间排查、报备。接下来，配合专业部门调查。同时，不要因噎废食，平台的整体运营要继续推进，对大多数守规企业和工人的正面效果要宣传。把这件事当作压力测试，完善我们的监管机制。”
送走周明，高晋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长安街的车流。暗礁已经浮出水面，改革航船必须更加谨慎，但航向不能改变。
傍晚，高晋难得准时下班回家。高悦正在客厅整理一堆科研资料，见父亲回来，抬头笑道：“爸，今天这么早？正好，帮我看看这个数据集构建方案，您是学工科出身的，给提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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