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表态缓解了谭延闿的戒心，为新军建设争取到了一定的地方支持。
同时，他全力协助张孝准制定新军章程，将湘西革命军的训练经验与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提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建设思路，避免了因急于求成而引发的地方抵触。
在长沙的这段时间，周承业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三位日后对湘西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才。
第一位是卿衡（1878—1937），号汉藩，新化县人。卿衡出身农家，幼年孤苦，家境贫寒，后随师学习，博通经史，兼习武术。1903 年，考入长沙武备学堂，与黄兴、陈天华、蔡锷等爱国志士交往密切。1905 年毕业后，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任炮队排长，后逐步升任队官、管带。1910 年，在谭人凤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卿衡率部参与光复长沙，以所部第二营士兵为主力攻克长沙城。随后，他奉命援鄂，在黄兴指挥下，与清军精锐部队冯国璋部鏖战 22 昼夜，虽敌强我弱被迫退守武昌，但作战英勇。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授卿衡陆军少将衔和开国勋章。此后，卿衡被派到长沙，但因为谭延闿的猜忌，觉得他是南京派来掺沙子的，将他明升暗夺了兵权，卿衡在长沙寸步难行。卿衡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军事战略与军队训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参与过多次反清起义，性格刚毅，做事严谨。两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相识，谈及湖南的军事局势与未来发展，卿衡对周承业“以军护民、以实业强地方”的理念深表认同，周承业也欣赏卿衡的军事才能与家国情怀，直言“湘西若得先生相助，如虎添翼”。
第二位是田应诏（1876—1932），号凤丹，湖南凤凰县人，苗族，晚清贵州提督田兴恕之子。田应诏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周承业有“校友之谊”。田应诏幼年丧父，因母亲溺爱，从小性情顽劣，不好诗书。后入湖南陆军将弁学堂学习，因拳打外国教官被开除学籍，幸得湖南巡抚赵尔巽赏识，于 1904 年被保送日本留学。他先入振武学校，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田应诏自请任敢死队长，率 127 名湘籍士兵，配短枪、大刀等，成功攻占雨花台，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赞其 “勇冠东南”，战后他被提升为第二十旅旅长，卫戍南京。袁世凯掌权后，第二十旅被撤销，田应诏返回湖南。两人相识，是经两人共同的老师熊希龄介绍。熊希龄深知田应诏在湘西苗族中的威望，也了解周家想要团结湘西各民族力量的诉求，便促成了这次会面。在交谈中，田应诏对周家在湘西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如允许苗族子弟参军、入学）表示赞赏，周承业则希望田应诏能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湘西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家乡。两人一拍即合，田应诏直言“愿为湘西百姓谋福祉，不计个人得失”。
第三位是陈渠珍（1882—1952），原名陈开琼，号玉鍪，祖籍江西德安，出生于湖南凤凰厅。陈渠珍 6 岁开蒙读书，12 岁生母病逝，15 岁父亲去世，后就读于当地举人开设的书馆，学业勤奋。1901 年，他因品学兼优被选送至 “沅水校经堂” 学习。1903 年，考入长沙武备学堂，次年升入将弁班。1906 年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不久加入同盟会。后经田应诏关系投入新军，在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1909 年，清廷令新军协统钟颖率部出川援藏，陈渠珍因献上西征计划书，被委任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进藏后，他曾负伤被捕，后因临危不惧获释，还在八浪登、石门关一带抗击英军。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百余名湘籍士兵取道青海羌塘东归，历经艰险，于 1912 年初抵达西安。陈渠珍刚经历了一段传奇经历——他此前随清军入藏，后因局势动荡，率百余名湘籍士兵取道青海羌塘东归，历时近两年，九死一生，最终回到湖南。在田应诏介绍他的事迹后，主动登门拜访。陈渠珍向周承业讲述了东归途中的艰辛，以及沿途所见的百姓疾苦，感慨“乱世之中，唯有强者才能守护一方安宁”。周承业则向他介绍了湘西的治理成果与未来规划，邀请他“回到湘西，所学之才造福乡梓”。陈渠珍本就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又敬佩周家的实干精神，当即答应考虑前往湘西任职。
周承业与卿衡、田应诏、陈渠珍的相识，并非简单的“官场应酬”，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与对湘西的热爱。他深知这三人皆是难得的人才——卿衡擅长军事战略、且品行端正孝顺，田应诏在苗族中威望极高、智勇双全，陈渠珍则兼具军事才能与民生情怀，便将他们称为“湘西军中三杰”。在周承业的真诚劝说下，三人最终决定前往湘西镇守使任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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