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民团的成立，标志着张孝淮正式跻身湘省权力格局，但他深知 “寄人篱下” 的风险 —— 汤芗铭虽暂时妥协，却绝不会容忍一个独立武装在自己的统治核心区域长期存在。
因此，张孝淮在民团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势力，同时寻找机会向湘南拓展，以摆脱汤芗铭的直接威胁。
在长沙的根基巩固方面，张孝淮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其一，强化民团的 “乡土属性”。他规定民团士兵必须是长沙及周边县籍，军官优先从本地士绅子弟或有军功的湘籍士兵中选拔，同时在民团内部推行 “乡规军规并行” 的管理模式 —— 除军事训练外，要求士兵遵守长沙本地乡约，每逢节日组织士兵参与地方祭祀活动，甚至让士兵协助地方官府维护治安、催收赋税。这种 “兵民合一” 的策略，让长沙民众逐渐将民团视为 “自己人的队伍”，而非外来武装，民团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二，拉拢长沙士绅阶层。张孝淮利用周家提供的资金， 定期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宴会，通报民团动向，听取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建议；对于士绅提出的 “减轻赋税”“惩治贪官” 等诉求，张孝淮则利用民团的影响力向汤芗铭施压，甚至直接干预长沙地方官府的决策。通过这种方式，张孝淮与长沙士绅形成了 “利益共同体”，士绅阶层成为民团的重要后盾。
其三，严控舆论导向。张孝淮借鉴湘西《湘西公报》的经验，在本地报纸上专门宣传民团的 “护乡事迹”，揭露汤芗铭的暴政。同时，他派人联络长沙的戏班、说书人，让他们创作以民团为主题的戏曲、评书，在街头巷尾传播。这种多维度的舆论宣传，让张孝淮在长沙民众中的声望日益提升，甚至超过了汤芗铭。
汤芗铭对张孝淮的崛起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曾多次试图削弱民团势力：先是以 “统一军权” 为由，要求民团编入湖南新军，被张孝淮以 “民团属地方自卫武装，不便编入正规军” 拒绝；后又借口 “财政紧张”，停发民团的粮饷，试图逼迫民团解散，却被长沙士绅联合商会 “自愿捐款” 化解。
两次打压失败后，汤芗铭意识到张孝淮在长沙已根基深厚，强行铲除恐引发更大动荡，于是转而采取 “调虎离山” 之计 ——1914 年8月，汤芗铭向北洋政府上书，推荐张孝淮担任 “湘南镇守使”，驻地设在衡阳。
汤芗铭的算盘是：湘南地区远离长沙，且与广东、广西接壤，匪患严重，让张孝淮去那里任职，既能将其调出长沙，又能借匪患消耗民团实力，可谓 “一举两得”。
对于汤芗铭的 “推荐”，张孝淮最初颇为犹豫 —— 衡阳虽为湘南重镇，但远离自己的长沙根据地，且当地势力盘根错节，贸然前往恐难以立足。
此时周家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承业通过秘密渠道告知张孝淮，湘西已与粤北、桂北的地方武装建立联系，若张孝淮前往衡阳，湘西可从背后提供支持；同时，湘南矿产资源丰富，控制湘南既能为日后发展积累财富，又能与湘西形成 “南北呼应” 的战略格局，总之“静待天时，伺机倒汤”。
在周家的劝说与战略考量下，张孝淮最终接受了 “湘南镇守使” 的任命。
1914 年9月，张孝淮率民团主力 3000 余人前往衡阳赴任。抵达衡阳后，他首先对当地势力进行分化拉拢：对于倾向汤芗铭的北洋系军官，张孝淮以 “湘人治湘” 为由，逐步剥夺其兵权；对于本地的地主武装与土匪势力，则采取 “招安与清剿并行” 的策略 —— 愿意接受招安的，编入湘南守备师，给予编制与粮饷；拒绝招安的，则联合湘西革命军进行清剿。
短短三个月内，张孝淮便基本控制了衡阳、郴州、永州等湘南核心地区。随后，他以 “加强湘南防务” 为名，将民团扩充为一个师，命名为 “湘南守备师”，下辖 3 个旅、9 个团，兵力达到 1.2 万余人。该师的武器装备除原有家底外，又在汉阳兵工厂采购一批军火，加上张孝淮本人出色的军事素养、严格训练军队，使其战斗力远超湖南新军的普通部队。
湘南守备师的成立，标志着张孝淮彻底摆脱了汤芗铭的控制，成为湘省南部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周家通过支持张孝淮，成功将势力范围从湘西拓展到湘南，形成了 “湘西 - 湘南” 联动的战略态势，为日后影响湖南全局奠定了基础。
1915 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日益暴露，全国反袁浪潮风起云涌，湖南成为南北势力角逐的核心战场。此时汤芗铭为巩固自身地位，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被袁世凯封为 “靖武将军”、一等侯，成为北洋系在湖南的重要支柱。
汤芗铭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湖南民众的强烈不满，也让张孝淮看到了推翻其统治、掌控湖南全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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