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财产清点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湘西方面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财产登记制度。在伯力驻地设立专门的财产登记处，配备专业的会计人员和鉴定人员，对被护送人员携带的财产进行逐一登记和鉴定。对于贵重物品，如珠宝、字画、古董等，进行专业鉴定，确定其价值后再进行登记。
在这一阶段，“保镖生意” 的利润也大幅增长。以 1919 年为例，湘西方面共护送沙俄流亡人员 6000 余人，收取费用和财产分成共计约 700 万美元。扣除各项开支后，净利润达到 500 万美元。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护侨军的军费，另一部分则投入到湘西的工业建设中。
然而，规模化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护送人员数量的增加，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1919 年下半年，在一次护送过程中，护送小队遭遇了一股人数较多的土匪袭击。土匪手持大刀和步枪，从山林中冲出，试图抢劫被护送人员的财物。
护送小队的士兵们奋力抵抗，但由于土匪人数众多，一时陷入困境。危急时刻，周振雷派附近的骑兵旅一部及时赶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将土匪击退，成功保护了被护送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此次事件后，湘西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护送小队的兵力配置，并在沿途险要地段设立了临时哨所，加强巡逻，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920 年，俄国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红军在与白军的战斗中逐渐占据优势，白军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沙俄流亡人员涌向远东地区，希望能通过中国逃往其他国家。这一局势的变化，为湘西方面的 “保镖生意” 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一方面，流亡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 “保镖生意” 的需求量大幅上升。1920 年，湘西方面共护送沙俄流亡人员 1.2 万余人，较 1919 年增长了一倍。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湘西方面再次扩编护送人员的规模，将其规模扩大至2000人，并增加了大量骑兵，提高机动效率。另一方面，红军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对护送工作构成了严重威胁。红军多次在运输路线附近设置关卡，检查过往人员和船只，试图阻止沙俄流亡人员逃离。
为了应对红军的威胁，湘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了与米哈伊尔的联系，通过他获取红军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情报，及时调整运输路线。此外，湘西方面还与远东地区的一些白军残余势力达成了临时协议，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让他们在特定区域内为护送小队提供保护。
1921 年，高尔察克率领的白军在西伯利亚全线溃败，更多的沙俄贵族军官和相关人员逃往远东地区，湘西周家的“保镖生意” 达到顶峰。这一年，湘西方面共护送沙俄流亡人员 1.8 万余人，赚取利润约3000 万美元。这些资金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湘西的工业建设，还用于改善湘西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医院。
1922 年 1 月，随着远东地区的白军彻底溃败，红军逐渐控制了远东大部分地区，沙俄流亡人员的数量大幅减少，“保镖生意” 也进入了收尾阶段，湘西护侨军带着最后一批“押镖”从伯力撤离回东北抚远。
1918 年10月的伯力，湘西赴俄护侨师的士兵，身着赶制的厚实棉衣、棉鞋，头戴保暖皮帽，在俄国远东广大地区到处寻找搜集中国同胞，然后保护他们回中国。随部队飘扬的湘西九星向日旗，旗帜右下角 “湘西赴俄护侨师” 七个正楷粗体汉字在风中猎猎作响，既彰显着队伍的身份，也承载着保护同胞的使命。
10月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伯力的冲突结束后，湘西护侨师正式更加快速全面展开护侨行动。此时的俄国远东地区，局势依旧混乱不堪，各种武装势力横行，交通线路时常被破坏，华侨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
由于北洋军队派驻的部队兵力有限，护侨师根据华侨分布的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护侨计划，将部队分成多个队伍，前往双城子、海参崴、庙街等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开展护侨工作。
在伯力，护侨师士兵挨家挨户走访华侨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面临的困难。对于那些受到惊吓、生活陷入困境的华侨，士兵们不仅为他们送去了粮食、药品等生活物资，还耐心地安抚他们的情绪，向他们宣传护侨师的宗旨和保护他们的决心。
同时，护侨师还加强了对伯力城内及周边地区的巡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华侨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华侨营造了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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