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 1 月 18 日的上海，寒风卷着黄浦江的水汽，掠过闸北工业区的厂房。三友实业社的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埋头赶制一批销往南洋的棉布。谁也没想到，一场足以搅动全国的冲突，正悄然向这里逼近。
午后两点，五个身着黑色棉袍、头戴圆顶帽的日本僧人，慢悠悠地晃到三友实业社厂门口。为首的僧人手持念珠，眼神却透着几分挑衅，故意在厂牌前驻足，嘴里念念有词，时不时用手指着厂房方向，语气轻蔑。
混乱中，不知是谁先动了手，几个僧人瞬间被工人围住。可没过多久，一群手持棍棒的日本浪人突然从街角冲出，不由分说就朝着工人打去。
这场寻衅并非偶然。当天傍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就以此为借口，声称 “侨民受到威胁”，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
1 月 20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甚至以 “保护侨民” 为名，在虹口一带集结，装甲车在街道上巡逻，荷枪实弹的士兵随处可见，整个上海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
1 月 21 日，日方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无理要求：一是解散上海所有反日团体，二是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地区，三是赔偿日本僧人的 “损失”。国民政府外交部陷入两难，一边是日方的强硬施压，一边是上海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只能与日方反复交涉，试图拖延时间。
可日方根本不给谈判的机会。
1 月 27 日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在 1 月 28 日 18 时前撤出闸北，否则将 “采取必要措施”。
吴铁城紧急向南京求援，蒋介石却在庐山召开会议，犹豫不决。当晚，国民政府电令吴铁城 “避免冲突，暂缓撤军”，实际上是默认了不妥协的态度。
1 月 28 日 11 时，吴铁城正式拒绝日方的最后通牒。18 时刚过，上海闸北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 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二联队在联队长宫本喜一的指挥下，分三路向闸北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 爆发。
日军的装甲车冲破街道防线，炮弹落在民房上，火光冲天，百姓哭喊着四处逃窜，昔日繁华的闸北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第 78 师第 156 旅，在旅长翁照垣的带领下仓促应战。
从 1 月底到 2 月中旬，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
但日军的装备远胜中国军队，飞机不断轰炸，军舰在黄浦江上火力支援，而第十九路军的弹药日渐匮乏，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1 月 30 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联名向南京发电求援：“敌众我寡，装备悬殊，伤亡已达三千余人，弹药将尽，恳请中央速派援军，否则闸北危在旦夕！”
可南京方面迟迟没有回应。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兵力 “剿共”，担心与日军全面开战会打乱 “剿共” 计划，同时也怕第十九路军借抗战壮大势力。
与此同时，远在辰溪的周青云，每天都关注着上海的战况。
1 月 31 日，周承业收到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的电报，字里行间满是急切：“淞沪战事危急，我军孤军无援，望周主席念在民族大义，出兵相助。” 周承业立刻召集政务委员会成员开会。
彼时会议室里，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众人脸上的凝重 —— 周青云捧着刚收到的上海战报，眉头紧锁。
等人到齐，周承业开门见山说明议题，周青云立刻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上海战局已到生死关头，第十九路军快撑不住了！我申请亲自率领第九军驰援，国难当头，定要守住淞沪这块阵地！”随后，周青云目光坚定看着父亲。
“维新，第九军是咱们四省边地的主力，要是调走了，万一周边有异动怎么办？” 周承辅担忧地说。
周青云却坚定地回答：“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要是丢了，国家士气必受重挫。再说，日军狼子野心，今天能打上海，明天就能打辰溪，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1 月 31 日当天，周承业向南京发出通电，请求率第九军 4 万兵力增援上海，并承诺 “自备粮草，不占中央一兵一卒之补给”。
可南京方面的回复却十分含糊，只说 “暂缓出兵，等待统一部署”。
周青云知道，蒋介石是在观望，既想让他出兵，又怕他趁机扩大影响力。
直到 2 月 5 日，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媒体纷纷刊登第十九路军的抗战事迹，全国民众纷纷捐款捐物，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才开始考虑增援。
2 月 8 日，第十九路军再次发来急电，称日军已增派一个师团，吴淞炮台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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