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云赞同地看父亲：“父亲考虑得周到，这事就交给民政厅和农业厅配合。另外，选人的时候，各团得严格把关，不能因为想凑数就放宽标准，咱们要的是能打硬仗的精锐，不是凑人数的乌合之众。”
周承业见众人没有异议，敲了敲桌子定调：“青云的部署很周全，就按这个方案来。我在辰溪坐镇，协调各方支援。咱们周家子弟，就得有这种敢扛事、能打仗的劲头，这次不仅要守住上海，更要练出一支能保家卫国的铁军！”
众人齐声应和，原本凝重的会议室里，渐渐透出一股坚定的士气。
周青云在敲定第九军出征人选后，立刻将重心转向空军支援的关键 —— 机场使用权。他深知，没有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下只会被动挨打。
于是接连三天辰溪向南京发电，言辞恳切地申请机场支援，周承业屡次致电南京方面，强调 “淞沪空战关乎全局，若无机场依托，战机掩护，我军难施拳脚”。
可南京方面始终含糊其辞，一会儿说上海周边机场 “遭日军威胁，不便使用”，一会儿又以 “机场调度需统筹规划” 为由拖延。
直到周青云亲自在电报中直言 “若再无机场支援，第九军虽愿赴死，恐难抵日军海空夹击”，南京方面才终于松口，同意将温州五丈涂机场的战时使用权划归四省边地空军，但附加了一条苛刻条件：“战事结束后，战机需立即撤离，不得滞留，无需拖延”。
看到电报里的附加条款，周青云捏着纸的手指微微泛白，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太清楚蒋某人的心思了 —— 其中南京大校场机场、杭州的笕桥机场更适合，但很明显老蒋不放心让周家空军用这些心腹之地；他既想借四省边地的空军牵制日军，又怕周家借此在江浙立足，所以只能借用偏远的五丈涂机场；用 “战后撤离” 的规矩卡脖子，十足的小人心态。
可眼下淞沪战事紧急，容不得他过多计较，只能在心里暗忖 “先解燃眉之急，日后再做打算”，随即复电南京，同意遵守条款。
这五丈涂军用机场，说起来还是个 “新场”。它建成于 1931 年 9 月底，当时浙江省政府接到南京航空署的指令，要求在温州修建一座军用机场，以加强浙南空防。永嘉县建设局不敢怠慢，立刻组织人员勘察选址，最终定在温州西门外的五丈涂 —— 这里地势平坦，又远离城区，既方便飞机起降，又不易干扰民众生活。
机场建设期间，航空署特意派委员陈少昂赴温督建。陈少昂是留洋归来的航空专家，对跑道平整度、停机坪布局都要求极高。
因为机场地处温州西郊下寅中央涂附近，当地人也习惯叫它 “中央涂机场”，只是建成后一直没怎么启用，只偶尔有中央军的侦察机在此短暂停留。
拿到机场使用权的当天，周青云命令空军司令周承迅，下令启动战机转场计划；同时，命令空军副司令石邦藩亲自赴五丈涂机场，负责指挥空军作战，委派了几名德国空军顾问一同过去。
四省边地的战机主要部署在桃源、黔江、芷江三地机场，为确保转场顺利，周承迅迅速开始筹备。
经过和南京协调，飞机先到南昌老营房机场 ，这里是转场的中转站，再飞往五丈涂。
清晨，桃源机场率先响起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接一架的战机冲上云霄，形成整齐的编队，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白色的航迹。地面上，地勤人员挥舞着信号旗，目送战机远去，直到最后一架战机消失在天际，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黔江、芷江机场的战机也陆续起飞。
在南昌老营房机场，中央军的地勤人员看着这些战机，都忍不住驻足观望，有人低声感叹：“没想到四省边地的空军装备这么好，很多比咱们的战机还先进！”
经过紧张转场，战机全部顺利抵达五丈涂机场。当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石邦藩松了一口气。
石邦藩之后没想到的是，自己率领的空军是四省边地第一批出战的军队。
上海，长江入海口与黄浦江下游的江面上，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的战舰如黑色巨鲨般游弋，旗舰 “出云号” 上的太阳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站在舰桥甲板上，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江面。这位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将领，此次率领第三舰队而来，肩负着 “控制上海周边海域、支援陆军作战” 的重任，舰队下辖 “加贺” 号、“凤翔” 号两艘航空母舰，以及 “大井” 号轻巡洋舰、“夕张” 号轻巡洋舰、“能登吕” 号水上飞机母舰等二十余艘舰艇，是日军在淞沪地区海空力量的核心。
在 “加贺” 号与 “凤翔” 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舰载机整齐排列，机翼上的太阳徽记格外刺眼。
日军航空队的指挥体系清晰，所有舰载机均接受舰队指挥官野村吉三郎的统一调度，其中战斗机队由生田乃木次大尉统领，攻击机队则归小谷进大尉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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