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后，辰溪附近的罗子山脚下，陆军新兵训练大营，几千名残疾士兵穿着崭新的军装，佩戴着 “教官” 的红袖章，站在了新到的上万名义务兵新兵面前。
张大山作为教官代表，站在高台上，举起仅剩的右臂，指着自己空荡荡的左袖管，声音沙哑却有力：“我这条胳膊，是在南京雨花台丢的。那天，鬼子的飞机炸了一整天，我的机枪班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我的战友都死了，我活着回来，就是要把怎么打鬼子、怎么活下来的本事，教给你们！”
教官们根据自己的伤残情况，分工负责不同的训练科目。失去左臂的张大山负责教授机枪操作，他用右臂夹着机枪，演示如何在战壕里快速架设机枪，如何通过枪声判断鬼子的距离；瘸了右腿的张小磊曾是侦察兵，他拄着拐杖，教新兵如何在山林中隐蔽行军，如何通过脚印判断日军的兵力和动向；视力受损的郭老二则负责教授听声辨位，他让新兵蒙着眼睛，通过敲击不同的物体，辨别声音的来源和距离 —— 这是他在南京城破后，靠着听力在废墟中躲避日军搜查时总结的经验。
训练方式也彻底打破了传统。以往刻板的队列训练被压缩到每天一小时，取而代之的是 “实战化演练”。
教官们在训练场上挖出战壕、布置假碉堡，甚至用树枝和布条制作假的日军士兵。新兵们分成进攻组和防守组，模拟战场场景展开对抗。
一次演练中，16 岁的新兵刘小田刚冲出战壕，就被张小磊一把拽了回来。“傻小子，你这么直着冲，就是给鬼子当靶子！”
张小磊指着不远处的假碉堡，“看到那个射击孔没？鬼子的机枪手就盯着你这种愣头青，要猫着腰，借着地形掩护，一步一步挪过去！” 说着，他拄着拐杖，演示着如何在战壕间灵活移动，虽然动作缓慢，却每一步都踩在安全的位置上。
刘小兵看着张小磊残腿上露出的伤疤，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他再也不敢轻视这些残疾教官，训练时格外认真。
在教官们的教导下，新兵们进步神速，不仅掌握了扎实的战斗技能，更从教官们的故事中感受到了抗日的决心。训练大营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散漫，取而代之的是昂扬的斗志和 “打鬼子、保家国” 的呐喊。
铜陵休整的日子虽然忙碌，却也相对平静。但战争的创伤与外界的压力，像两座大山，悄然压垮了周青云的身体。
灵魂作为一个来自 21 世纪的普通人，周青云从未想过自己会置身于这样残酷的时代；如今，他每天面对的是伤亡报告、作战计划，是士兵们期盼的眼神，是沦陷国土上百姓的苦难。
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是南京周边的屠杀报告。虽然南京保卫战的规模比历史上小了不少，但日军仍在周边的句容、溧水等地制造了多起屠杀。
情报人员送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溧水县城外的张家村，因村民不愿迁徙，日军以‘藏匿中国士兵’为由闯入村庄，屠杀村民 300 余人，房屋烧毁殆尽，村口的水井被尸体填满，河水染红……”
第二根稻草是部队的伤亡数据。经过宣城、南京等战役，17 集团军将士伤亡超过 50%，有的连队甚至只剩下十几个人；陆战队在长江沿岸的阻击战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每次看到伤亡统计报表，周青云都彻夜难眠。他记得 119 师的一名连长，在宣城保卫战中阵亡，那个连长才 25 岁，家里还有新婚的妻子。
更让他揪心的是外界的误解。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他的声音，《申报》的一篇文章称，周青云在南京 “刮地三尺”，抄没日本与汉奸产业是为了中饱私囊，甚至有人说他 “借抗日之名，行敛财之实”。这些不实的指责，像一把把尖刀刺在周青云心上。他明明是为了充实抗日物资，为了给士兵们争取更好的装备与待遇，却得不到理解，反而被泼上脏水。
多重压力之下，周青云的身体终于垮了。他在铜陵的17集团军召开军事会议时，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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