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初，四省边地管辖地区，常住人口攀升至约 2.3 千万，这一数字的背后，是自 1924 年起持续推行的政策红利奠定的基础。
早在 1924 年，四省边地便率先取消了人头税、丁税等苛捐杂税 —— 在此之前，底层百姓需按家庭人口缴纳 “人头税”，即便孩童也需承担 “丁税”，沉重税负让许多家庭不敢生育，甚至出现 “溺婴” 惨剧。
苛捐杂税废除后，百姓生育意愿显着提升，加上周边地区因战乱、赋税繁重的民众陆续迁入，边地人口进入了第一轮快速增长期。
更具颠覆性的是土地政策：每户拥有 20 亩土地以内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超过 20 亩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低价赎买归公。这一政策直接冲击了边地的大家族势力 —— 此前，边地许多宗族掌控着数百甚至数千亩土地，家族成员依附于族长生活，形成 “大聚居” 模式。
为保住更多土地，大家族不得不主动拆分：原本聚居的宗族按小家庭拆分，每个小家庭独立户籍，每户控制在 20 亩土地以内。比如湘西沅陵的张家宗族，原本拥有 300 亩土地，拆分后形成 15 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分得 20 亩，既避免了土地被赎买，也让家族成员从 “依附者” 变成了独立农户。
这种 “小家庭化” 趋势，不仅让边地人口登记更清晰，也间接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 —— 小家庭更易维持生计，生育意愿远高于依附式的大家族。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省边地作为后方，对粮食、布匹、盐巴等重要物资实行管控，购买物资需凭户口本登记，且每户购买量有严格限制。
这一政策让人口多的大家族陷入困境：一个拥有 10 口人的大家族，凭一个户口本只能购买有限物资，根本无法满足全家需求。为获取更多物资配额，大家族纷纷拆分户籍，原本同住的兄弟、父子各自建立小家庭，单独申请户口本。
搬到辰溪县的曾氏家族部分人员便是典型，家族原本一百多口人同住，物资管控后拆分为二十多个小家庭，每个家庭5 口人左右，既能各自获取物资配额，也降低了生活压力。
公职人员与职业军人的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时边地规定：公职人员、职业军人的家庭，凭户口本可享受 “2 个孩子免费读书”“每月领取80公斤粮食”“工作满三年无错则分5亩熟地” 等福利，且一个户口本仅能对应一户家庭的福利。
许多公职人员和军人原本与父母、兄弟同住，为享受福利，纷纷独立门户。
比如怀化的小学教师陈先生，原本与父母、弟弟一家共住，他的弟弟考入太和陆军军校享受公职福利后；为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享受免费读书名额，陈先生特意与父母拆分户籍，建立独立小家庭。
据统计，1937 年至 1938 年初，边地因福利政策拆分的小家庭超过 1.2 万户，直接推动了常住人口的登记增长。
四省边地能成为民国三大模范建设地区之首（另为广西、山西），关键在于其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政府将大量学校、工厂迁至边地腹地 —— 沅陵、辰溪、怀化、麻阳、泸溪、溆浦等地，这些地区地处湘西腹地，经过多年建设交通便利，且治安稳定，成为吸引人口的 “磁石”。
教育方面，四省边地新建了 30 所中小学、5 所职业学校，不仅解决了本地孩童上学问题，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教师与学生。
工业方面，兵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纷纷落户边地，其中多数是从东部工厂、技术工人及其家属。此外，工厂周边还形成了商业街，餐馆、商铺、客栈应运而生，进一步吸引了小商贩、手工业者迁入。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至 1938 年初，仅沅陵、辰溪两地，因学校与工厂集聚新增人口就超过 60 万。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大量江南民众沦为流亡者，四处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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