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关中，寒风料峭中已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渭水两岸的垂柳悄然萌出鹅黄的嫩芽。
然而，在咸阳北郊，一处新近被高墙圈起、烟囱林立、日夜不息冒着滚滚浓烟的区域，热度却远超这早春时节。
这里，便是天工院主持、屈炎亲自坐镇的“天工官窑”。
自“龙脊峪”高岭土矿发现以来，秦风便将其列为重点开发项目，深知优质瓷土的战略价值。
在解决了冶铁、火药等紧迫问题后，便将烧制高品质瓷器提上了日程。
屈炎不负众望，凭借其多年钻研窑炉和材料的心得，结合天工院的“格物”方法，对传统瓷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官窑采用的是屈炎精心设计的“倒焰式龙窑”，窑身更长，坡度更合理，烟道和风门经过精密计算，使得窑内温度分布更加均匀，最高温区可达一千三百度以上，远超寻常民窑。
燃料也不再是普通的木柴，而是尝试掺用了部分“石炭”（煤），热量更高更持久。
窑内使用的匣钵、垫饼等窑具，也采用了更耐高温的粘土配方。
但最关键的，还是釉料和胎土的配方。
屈炎带领弟子，对“龙脊峪”高岭土进行了无数次淘洗、陈腐、配比试验，又尝试添加“狄道矿”的某些伴生矿物作为呈色剂和助熔剂。
经过数月失败，终于在腊月一次开窑时，得到了令所有人屏息的成果。
出窑的瓷器，并非当下常见的灰陶、低温铅绿釉陶，或原始青瓷。
它们胎体坚致细腻，洁白如玉，叩之声音清越。
表面覆盖着一层均匀的、如同雨后初晴天空般的青灰色釉，釉质肥厚莹润，光泽内敛，带着一种“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温润质感。
釉面开有细密自然的冰裂纹，更添古雅韵味。
器型规整大气，线条流畅，虽无繁复纹饰，却自有一种简洁高贵的气度。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青瓷”，而且是品质极高的早期青瓷。
其工艺水平，已远超此时各地民窑烧造的、胎质粗糙、釉色不稳的“原始瓷器”。
消息传出，首先震动的便是皇室和咸阳的顶级勋贵圈子。
始皇得献数件，把玩良久，赞不绝口，当即下旨，今后宫中祭祀、宴饮、赏赐用瓷，优先采购“天工官窑”所出。
上至李斯、蒙毅、冯去疾等重臣，下至有头有脸的列侯、关内侯，无不以拥有几件“天工青瓷”为荣，竞相下单订购。
一时间，官窑门前车马如龙，订单堆积如山，工期已排到半年之后。
官窑的崛起，如同一场风暴，瞬间席卷了原本就不甚景气的民间陶瓷业。
尤其是那些为皇室、勋贵供应高端陶器、原始瓷器的“御用”或“贡品”级别的民窑，更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洛阳，一家专为皇室烧制祭祀用陶器的老字号民窑。
窑主姓邢，祖传三代手艺，烧造的“邢白陶”曾名动一时。
然而此刻，邢窑主却面如死灰地坐在冷清的窑厂里，面前摆着一件辗转得来的“天工青瓷”小碗。
他颤抖着手，抚摸着那光洁如玉的胎体，感受着那温润沁凉的釉面，再看看自家窑里那些胎体厚重、釉色灰暗、不时还有气泡砂眼的所谓“精品”，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完了……全完了……”
邢窑主喃喃自语，“有这样的东西，谁还会要我们的瓦器？”
他听说，不仅宫里的订单全转了，连以往的老客户，那些公卿府邸，也纷纷派人来，要么削减订单，要么直接取消，转而打听哪里能买到“天工瓷”。
类似的景象，在各地为上层社会供货的民窑不断上演。
订单锐减，窑火渐熄，匠人离散。
一些实力较弱、专供高端市场的民窑主，在债务和绝望的双重压力下，甚至选择了悬梁自尽。
邢窑主在三日后的清晨，被家人发现吊死在了自家尚未冷却的窑炉前，脚下散落着一地砸碎的“邢白陶”碎片。
然而，民窑的凋零，并未让所有人选择沉默接受。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不甘之下，一股暗流开始涌动。
数日后，咸阳城西一处不起眼的客舍，陆续住进了一些风尘仆仆、面色愁苦又带着愤懑的外乡人。
他们有的来自江西景德镇（此时称新平），那里以烧制青白瓷初露头角；有的来自浙江越州（今绍兴、上虞一带），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
这些人，都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匠师或窑主代表。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咸阳，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
“凭什么？！他天工院烧瓷才几天？我们祖祖辈辈，几十代人琢磨的手艺，就被他们这么轻易地踩在脚下？” 一个来自景德镇的老师傅，姓霍，愤愤不平地拍着桌子。
“就是！我们的越窑青瓷，釉色青绿，造型优美，天下闻名！他天工院不过仗着有朝廷支持，有好矿土，弄出些样子货罢了！岂能与我们数百年的传承相比？” 一个越州来的匠师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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