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那篇报道登出来的第三天，弄堂里来了几个探头探脑的生面孔。
李叔叔在平台上晾衣服时看见了，警惕地告诉我：“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弄堂口转悠半天了，手里还拿着小本子。”
我从窗口瞥了一眼——确实是个记者模样的年轻人，正拦住一个买菜回来的妇人问话。那妇人指了指我们这栋楼的方向。
“来找‘黑豹女士’的。”我说。
傅文佩紧张起来：“那怎么办？要不……这几天你先别出门？”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把最后一颗珍珠扣钉好，“妈，他们问不出什么的。弄堂里没人知道我就是‘黑豹’。”
话虽如此，我还是减少了出门频率。每天除了去给两个固定的学生上课，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整理旗袍店开业的筹备清单。
方瑜帮我跑腿，从印刷厂取回名片和价目表。浅米色的卡纸，正面印着“傅记旗袍——定制与改良”，背面是简短的业务介绍和福煦路新店地址。我摩挲着纸张边缘，心里有了实感。
“依萍，”方瑜压低声音，眼睛亮晶晶的，“你真不打算承认你就是‘黑豹女士’？”
“承认了有什么好处？”我把名片收进抽屉，“无非是多几个人来打听，多几篇捕风捉影的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安静开店，不是当话题人物。”
“可是……现在全上海都在猜啊！”方瑜不甘心，“我昨天去霞飞路那家新开的咖啡馆，听见邻桌两个穿洋装的小姐在讨论，说‘黑豹女士’肯定是个留过洋的摩登女郎，说不定还离过婚！”
我笑了：“那正好。就让她们猜去。”
午后，我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旗袍，准备去圣约翰大学——歌词的事，无论如何该当面谢谢顾慎之。
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帮我。
萍水相逢，他完全可以拒绝那封信。但他不但接了，还真的转交给了秦五爷，促成了这笔交易。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这实在不是分内之事。
圣约翰大学里，梧桐树的秃枝在灰白天空下伸展出凌厉的线条。走到文学院楼下时，我听见一阵悠扬的钢琴声从二楼窗户飘出来——是肖邦的《夜曲》，弹得极好，技法娴熟，情感却克制得像一层薄冰。
我循着琴声走上二楼，那扇熟悉的门虚掩着。
琴声停了。
我敲了敲门。
“请进。”顾慎之的声音。
推开门，办公室里没有人弹琴——窗边立着一台老式留声机，黑胶唱片在转盘上缓缓旋转。顾慎之站在书架前，手里拿着一本厚重的英文书，闻声转过头来。
“陆小姐。”他放下书，走过来关掉留声机，“请坐。”
“顾先生，”我在他对面坐下，“《红妆》那首歌的事，谢谢您。”
“不必谢我。”顾慎之回到书桌后，推了推金丝眼镜，“词是你的，价值也是你的。我不过是递了封信。”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注意到他书桌上摊开的几份文件——全是英文，密密麻麻的金融数据和图表。其中一份的抬头印着“汇丰银行”的字样。
一个教文学和写作的教授，需要看这些吗？
“顾先生，”我斟酌着开口，“那晚在大上海，您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帮你递那封信？”顾慎之接过话，唇角有极淡的笑意，“因为我好奇。”
“好奇？”
“好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词。”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平静，却有种穿透力，“‘泪腺早枯竭，笑涡藏刀尖’——这种话，不是寻常闺阁女儿能写出来的。”
我迎着他的目光：“人经历得多了，自然就写得出来。”
“是吗？”顾慎之不置可否，转而问，“陆小姐今天来，只是为了道谢？”
“还想请教您一件事。”我从包里取出一份叠好的纸，摊开在桌上，“这是我为旗袍店开业写的宣传稿，想登在《妇女生活》杂志上。您看看，这样写是否妥当？”
顾慎之接过稿纸，目光扫过。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风吹过枯枝的声音。他读得很仔细，甚至在某些句子下面轻轻划了线——用的是一支银色钢笔，笔尖极细。
“这里，”他指了指其中一段，“‘傅记旗袍，不为束缚，只为绽放’——‘束缚’这个词，可能会让一部分保守的客人望而却步。可以改成‘不为拘束，只为衬显’。”
我仔细想了想，点头：“有道理。”
“还有这里，‘每个女人都值得一件完全属于自己的旗袍’——这句话很好，但可以再加一句：‘从面料到样式，从盘扣到滚边，您说了算。’强调客人的自主权。”
我拿起笔，在草稿上记下。
“另外，”顾慎之把稿纸递还给我，“陆小姐有没有想过，为你的旗袍店写一个专栏？”
“专栏？”
“《申报》或《新闻报》的生活副刊，可以开设一个‘衣橱里的经济学’或者‘旗袍与女性独立’之类的专栏，每周一篇，谈谈穿衣与女性地位、与经济独立的关系。”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既能为店铺宣传，也能确立‘黑豹女士’——或者说陆依萍小姐——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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