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豪的调查从闸北区的棚户区开始。
第二天中午，他回到书店，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字。手脏了，鞋上沾着泥，但眼睛里有种久违的光——那是人找到了自己价值时才有的光。
“依萍，”他把笔记本递给我时，这个称呼在他舌尖转了个弯才吐出来，不再是从前那个居高临下的“你”或者干脆省略称呼，“我采访了七个家庭，都差不多——男人失业，女人找零工，孩子饿得哭。最惨的一家，夫妻俩带三个孩子，住八平米的棚子，一天只吃两顿，都是稀的。”
我翻开笔记本。尔豪的字迹比之前工整许多，记录得很详细：姓名，年龄，原职业，失业原因，家庭情况，每日开销……
“这个王阿福，”我指着一处，“原来在永昌纺织做搬运工，工钱怎么从三十块降到十五块的？”
“说是厂子效益不好，先降工钱，后来干脆辞退。”尔豪说，“辞退时给了十块大洋遣散费，一家五口，撑了一个月就没了。”
“没有找其他工作？”
“找了，找不到。”尔豪苦笑，“现在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一个扛包的活儿，几十个人抢。”
我合上笔记本：“写得不错。但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照片。”我说，“如果有照片配合文字，更有说服力。”
尔豪愣了下：“我没相机……”
“我有。”顾慎之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台小巧的黑相机，“德国产的徕卡，借你用。但小心点，很贵。”
尔豪小心翼翼地接过相机，像捧着一件珍宝。
“明天再去一趟，”我说，“拍些照片回来。注意，要拍真实的，不要摆拍。也不要拍得太惨，让人看了绝望。要拍出他们的坚韧，拍出他们还在努力生活的样子。”
“我明白。”尔豪点头。他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又说：“依萍，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这话说得真诚。我摆摆手：“去吧，稿子我今晚改，明天登在广播周刊上。”
尔豪走后，顾慎之走到我身边：“他变了。”
“人是会变的。”我说，“尤其是在摔得头破血流之后。”
下午两点，广播节目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经济寒冬里的民生多艰”。我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纱厂女工互助会的负责人，一位是刚失业的码头工人。节目还没开始，安娜律师匆匆赶来，脸上带着一丝凝重。
“依萍，有件事要告诉你。”她把一封拆开的信放在我面前，“何书桓今天上午去了我的事务所，留下这封信。他说……希望我能出面‘调解’你和陆家的关系。”
我拿起信。何书桓的字迹端正得近乎刻板，措辞彬彬有礼却暗藏锋芒。信里说，他听闻陆家近况艰难，陆伯伯卧病在床，如萍心力交瘁，而依萍你事业蒸蒸日上，理应“顾念亲情血脉”，“略尽绵薄之力”。信末甚至引用了《孝经》里的句子：“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我把信放下，笑出了声：“他这是拿圣贤书来压我？”
“不仅如此。”安娜摇头，“他暗示，若你置之不理，他会在社交圈和某些小报上，‘客观陈述’陆家当前的困境与你的‘选择’。依萍，他在用舆论威胁你。”
我想起原剧情里何书桓那种自诩正义、好为人师的做派。这一世因为我的改变，他没能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没想到在这儿等着我。
“安娜，”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今天的节目，我们临时加一个环节。”
“什么环节？”
“关于家庭关系与法律义务的普法环节。”我看着那封信，“既然何先生这么关心‘孝道’，我们就好好讲讲，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安娜眼睛一亮：“好主意。”
三点整，节目开始。
我对着麦克风，声音通过电波传向上海滩的各个角落：“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上海女性之声’。最近经济不景气，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他们会讲述普通人在这个寒冬里的故事……”
节目进行到一半时，我话锋一转：“刚才我们听到了许多真实的声音。而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家庭本应是温暖的港湾。可现实中，家庭关系往往也面临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安娜律师，为大家讲解一些与家庭有关的法律常识。”
安娜接过话筒，声音清晰平稳：“最近有不少听众来信咨询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法律的相关规定说明白。”
她一条条娓娓道来：“根据现行《民法·亲属编》规定，子女对父母确有赡养义务。但这个义务有几个明确的前提——”
她顿了顿，让听众有时间消化：“第一，父母须是无劳动能力或生活确有困难。第二，子女本人须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第三，赡养的标准是保障父母基本生活所需，而不是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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