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准备了多久？”我问。
“两个月。”顾慎之坦然道，“从你开始查陆家账目的时候。”
茶凉了。我放下茶盏，那张写着密码的纸在掌心已经被握得温热。
“顾慎之，”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也曾经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试图拼凑出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可每次当我以为自己接近答案时，又会发现更深的谜团。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雪后的天空湛蓝如洗，几缕薄云缓缓飘过。
“陆依萍，”他轻声说，“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公义吗？”
我一怔。
“我信。”没等他回答，我直接说，“如果不信，我不会站在这里。”
他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罕见的疲惫：“我也信。但有时候，公义不会自己降临。它需要有人去争取，去守护，甚至……去创造。”
他转回头，看着我：“陆振华在东北时做过什么，你大概听说过一些。军需贪腐，倒卖物资，勾结日本人——这些事，不是没有证据，而是证据被锁在某个地方，或者，掌握证据的人不敢说话。”
“所以你要找那些证据？”
“我要做的，比那更多。”他说，“但陆振华是一个起点。扳倒他，那些被他庇护的人会慌，那些和他勾结的人会乱。乱中，才能看清更多东西。”
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铜壶里的水终于沸了，咕嘟咕嘟地响着，白汽从壶嘴喷出，在阳光里散成薄雾。
“礼拜六下午两点，”顾慎之重新沏茶，“我会在银行对面的咖啡馆等你。你有三十分钟——从进入银行到出来。如果超过时间，我会进去找你。”
“如果被发现呢？”
“那就说你是我的助理，陪我参观，走错了区域。”他推了推眼镜，“汇丰银行很重视文化界人士的面子，不会深究。但最好别被发现。”
我拿起那张密码纸，对着光看了看。钢笔字迹苍劲有力，每个数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相信我？”
顾慎之沉默了片刻。
“因为你是陆依萍。”他说，“因为你在雨夜里撕了日记本。因为你在弄堂里开了旗袍店。因为你在帮可云，在帮梦萍，在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你在做这个时代很多女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如果连你都不能信任，我不知道还能信任谁。”
茶香再次弥漫开来。这次是新沏的，热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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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出来时，已是傍晚。我没有叫黄包车，一个人沿着覆雪的人行道慢慢走。
手里的提袋比来时重了些——里面装着那本德文期刊，那张参观券，还有那张写着密码的纸。雪后的街道很干净，夕阳把积雪染成淡淡的橘色，屋檐下的冰凌闪着晶莹的光。
路过李家弄堂口时，我停下脚步。巷子里传来孩子的笑闹声，还有人家烧晚饭的炊烟气息。可云应该正在灯下绣花，可心在旁边帮忙理线，玉真婶在灶间忙碌，李副官或许刚下班回来。
那个曾经被阴霾笼罩的家，如今有了暖意。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继续往前走。
回到书店时，天已经擦黑。傅文佩正在门口挂灯笼——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按习俗要挂红灯笼。
“回来了？”她看见我，“顾先生找你什么事？”
“送了些资料。”我说得轻描淡写，“关于电路设计的。”
傅文佩点点头，没有多问。她总是这样，给我足够的空间，只在需要时开口。
书店已经打烊了。我上了二楼，锁好房门，打开台灯。
那张密码纸铺在书桌上，在灯光下白得刺眼。我拿起钢笔，在旁边的空白纸上开始推算：
左37-右12-左58-右24。
如果顾慎之的推测正确，这些数字对应的是萍夫人的生辰——光绪十九年三月十七，公历1893年4月23日。
37，12，58，24。
3+7=10，1+2=3，5+8=13，2+4=6。
10，3，13，6。
或者，37-12=25，58-24=34。
又或者……
我放下笔，揉了揉眉心。密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险箱里的东西。
陆振华会放什么在里面？
地契？房契？珠宝？现金？还是……更重要的东西？
上辈子，直到陆家败落，我都没听说有什么银行保险箱。也许是因为我死得太早，也许是因为那些东西最终落入了王雪琴或如萍手中，也许……是因为根本没人知道它的存在。
而这辈子，我知道了。
窗外的夜色浓了。远处传来隐约的汽笛声，是黄浦江上的轮船。这座不夜城又开始亮起万家灯火，每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或悲或喜，或明或暗。
我的手指抚过那张纸。纸张很普通，是顾慎之常用的那种稿纸。但他的字迹很稳，每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就像他这个人——表面温和从容，内里严谨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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