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桩粮食贪污案。”他说，“有人把军粮倒卖了，前线的士兵在吃掺沙子的米。我跟了三个月，证据快齐的时候，被发现了。”
他的手指移到左肋下：“这一刀，是警告。意思是再查下去，下次就往心口捅了。”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这次笑得真实些，“然后我伤好了，继续查。两个月后，那批人全进去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我看见他说话时，左手不自觉地护在肋下，像是那里还在疼。
窗外的阳光又斜了些，从床尾移到墙上。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三点，钟摆不紧不慢地摇晃。
“顾慎之。”我叫他。
他抬眼。
“你到底有几个身份？”我问，“教授？作家？还是……别的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公开的，是教授，是钟夜。”他终于开口，“半公开的，是几个进步组织的顾问，是《新女性》的特约撰稿人。不公开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但我已经知道了。”我说，“从你帮我查陆家开始，从你总能拿到那些拿不到的资料开始，从你身上这些伤开始——我就知道了。”
他摘下眼镜，又擦。这次擦得很用力，指节都发白了。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他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事可以放到明面上做。但有些事……还是要小心。陆依萍，你明白吗？”
我明白。
太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他总是行踪不定，为什么他总有那些“朋友”，为什么他愿意帮我这个几乎陌生的人，为什么他身上背着这么多伤还笑得出来。
“你怕吗？”我问。
“怕。”他说得很快，很坦然，“但怕也得做。北平那会儿，我们有个同志说过一句话——要是连我们都怕了，那还有谁往前走？”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
“陆家的事，”我换了个话题，“也是你要做的‘事’吗？”
“开始不是。”他摇头，“开始只是帮你。后来发现，陆振华牵扯的人太多。扳倒他，不只是帮你报仇，也是……清理一些蛀虫。”
“蛀虫？”
“嗯。”他重新戴上眼镜，“军队的，政府的，商界的。他们像藤蔓一样缠在一起，吸这个国家的血。砍断一根，其他的会疼，会乱，会暴露更多。”
他说这话时，眼神很冷。那种冷不是冷漠，是像刀锋一样的冷，锐利，清醒。
“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我问。
“互相帮忙。”他纠正，“你给了我一个切入点，我帮你讨回公道。很公平。”
公平吗？
也许吧。
但那一棍子砸在他背上的时候，可没什么公平不公平。
“你的伤，”我换了个话题，“医生说要养一个月。但你等不了那么久，对吧？”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怎么知道？”
“猜的。”我说，“你床头那本德文期刊，里面夹着张去南京的车票。正月二十二，下周三。”
他的笑容淡了：“你翻我东西？”
“没翻。”我说，“早上护士换药时，期刊掉地上了，车票滑出来的。”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的轮廓镶了层金边，但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非去不可？”我问。
“非去不可。”他说，“有个会，很重要。”
“跟那些‘事’有关？”
他沉默，算是默认。
病房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踩在心上。
“顾慎之。”我又叫他。
“嗯？”
“不管你有几个身份，不管你在做什么，”我说，“你是我的朋友。这点不会变。”
他怔住了。眼镜后的眼睛微微睁大，然后慢慢弯起来，弯成很温柔的弧度。
“你也是。”他说，“永远都是。”
窗外的阳光更斜了，开始泛出橘红色。远处的钟楼传来钟声，当当当，四下。
一天又要过去了。
而有些人，有些事，才刚刚开始。
“等这些事都了了，”他忽然说，“我想开个书店，像你这样的。每天看书，喝茶，听雨，看雪。过清静日子。”
“我也想。”我说，“开书店，做旗袍，陪我妈，看着可心长大。过清静日子。”
“然后呢？”
“然后……”我想了想，“也许写点东西。把我们这些事写下来，免得忘了。”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好。等你写完了，我要第一个看。”
“一言为定。”
阳光完全变成了橘红色，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把整个病房染成温暖的颜色。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我的，在墙角交叠在一起。
“该换药了。”我说。
“嗯。”
我站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药瓶。拧开，草药味弥漫开来。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病号服褪到腰间，背上的淤青已经淡了些，但依然触目惊心。那些旧伤和新伤叠在一起，像一张地图，记录着他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见的人。
药膏抹上去时，他的背微微绷紧，但没出声。
我抹得很慢，很仔细。就像在修复一件珍贵的瓷器，或者……在抚摸一段沉重的历史。
“顾慎之。”我最后说。
“嗯？”
“活着回来。”
他的背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
“好。”他说，“我答应你。”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但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而有些人，会继续往前走。
迎着光，或者背着光。
但无论如何，会往前走。
因为这就是他们选择的路。
也是我们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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