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窗外的雨从清早开始下，淅淅沥沥，像是要把整个冬天积攒的灰尘都冲进黄浦江里。
我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前，手里是刚送来的《申报》。头版那张照片拍得真清楚——陆振华坐在轮椅上，黑色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礼帽压得很低，可谁都认得出来是他。标题字很大：“昔日司令取保候审，陆家辉煌终成泡影”。
可心轻手轻脚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热茶：“依萍姐，佩姨她……真的去了？”
“去了。”我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桌上，“法院今天开庭，她做担保人。”
茶杯在手里转着圈，热气扑在脸上。可心站了一会儿，小声说：“我爹早上说，李副官他们几个老部下也去了，站在法院门口，远远地看着，没敢上前。”
“他们不敢。”我说，“现在谁跟陆家扯上关系，谁就是同党。”
雨打在玻璃上，一道道水痕蜿蜒而下。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在雨天，我攥着刚撕碎的日记本，站在福煦路的弄堂口，浑身湿透，心里却烧着一把火。
那把火烧了整整一年。
楼下门铃响了。我听见顾慎之的声音，和可心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他推门进来，肩头湿了一片，手里拿着把黑色的伞。伞尖在地板上顿了顿，水珠滴成一圈。
“都安排好了。”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圣玛丽医院，三楼东侧的单人病房，预付了三个月。护工找的是两个退伍兵，话少，手稳。”
我翻开文件夹。病房的照片是黑白的，铁架床，白墙，一扇窄窗。窗外的树影模糊，像是棵梧桐。
“条件一般，”顾慎之说，“但干净。”
“够了。”我合上文件夹，“他现在要的不是舒服，是没人看见。”
顾慎之在我对面坐下。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长衫，袖口挽起一截，露出腕表。表盘上的指针走得稳稳当当，不慌不忙。
“何家那边有动静吗？”我问。
“何书桓的父亲昨晚去了南京。”他说话时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应该是去找人疏通。不过他儿子上报纸的次数太多，想完全摘干净，难。”
我把报纸推过去。第二版还有张照片，是何书桓躺在医院床上，胳膊打着石膏，床边坐着眼睛红肿的如萍。标题是《英雄救美？涉案家属关系引争议》。
顾慎之扫了一眼，没说话。
窗外的雨声密了些。远处传来卖报童的吆喝，声音在雨里断断续续，像断了线的珠子：“看报……陆振华……取保候审……”
“依萍，”顾慎之忽然开口叫我的名字，声音比平时轻了些，“你去看他吗？”
我想了想，摇头。
“不知道该怎么站，怎么开口。”我说，“是骂他一顿，还是问他疼不疼？好像都不对。”
顾慎之点点头。他懂我的意思。
门又被推开，可心探头进来：“依萍姐，电话，是可云姐。”
我下楼接电话。听筒里传来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细细簌簌的，然后是可云的声音：“依萍姐，我看到了。”
“看到什么？”
“报纸。”她说，“他坐在轮椅上那张。我绣花的时候，对门阿婆拿报纸来包东西，我瞥见了。”
针线声停了停。
“活该。”可云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这是我爹早上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依萍姐，你不用觉得过意不去，他活该。”
我没说话。
“我在绣一幅《松鹤延年》。”可云又说，针线声重新响起，“云裳阁的老板娘说，有位老先生七十大寿，点名要这个。我绣的时候就在想，有些人活得长，是福气。有些人活得长，是报应。”
挂了电话，我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玻璃柜台下压着几份旧报纸，有我们书店开业那天的报道，有我第一次专栏结集出版的消息，还有方瑜画展的预告。
每一张报纸都是一个脚印。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顾慎之下来了。他手里拿着大衣：“我得去趟印刷厂，新一期《新女性》要下厂了。”
“我跟你一起去。”
“外面雨大。”
“正好，”我说，“看看雨里的上海。”
车开得很慢。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划出两个扇形的清晰区域，又迅速被雨水覆盖。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一幅水墨画。
经过圣玛丽医院时，我让司机停了车。
“我就在这儿看看。”我说。
顾慎之点点头，没跟下来。
医院门口没什么人。雨中的建筑显得格外肃穆，红砖墙上爬满了枯藤，要等春天来了才会重新变绿。三楼的窗户有几扇亮着灯，其中一扇拉着白色的窗帘，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扇。
站了大概五分钟，雨水打湿了鞋尖。正想转身上车，医院大门里走出来一个人。
是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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