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的闹钟在凌晨三点五十准时响，是诺基亚手机里最刺耳的铃声，生怕自己在地下室的黑暗里睡过头。她摸黑坐起来，铁皮床板发出“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地下旅馆里格外清晰——隔壁房间的租客还在打呼噜，那声音混着通风管道里的风声，像极了工地简易房的夜晚，却又透着不一样的紧张。
她没敢开灯，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穿衣服。衣服是昨天在大红门夜市淘的旧外套，二十块钱，挡风却有点沉。袜子是补过的，脚趾头的地方缝了块布，是她前晚趁着百荣关店后的空当，就着走廊的灯缝的。一切都轻手轻脚，怕吵醒别人，更怕耽误了去小红门的早市——儿童服装批发从五点开始，迟到哪怕十分钟，都可能错过第一批拿货的客户，老板要是不高兴，这份活儿说不定就没了。
地下旅馆的公共厨房在走廊尽头，只有一个老旧的煤气灶，上面的铁锅锈了一圈边，是房东留下的。林晚拧开煤气阀，蓝色的火苗窜起来，映得她的脸有点发蓝。她从帆布包里拿出早上买的馒头，放在锅里热着，又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白菜叶，快速洗了洗，切碎了扔进锅里，加了点水和盐，煮成一锅简单的白菜汤。
馒头热透的时候，白菜汤也开了，冒着热气。她没敢多耽误，端着碗蹲在厨房门口吃——锅里还留了一个馒头和小半碗汤，是中午的饭，得用保温饭盒装好，带到百荣去，中午人多的时候根本没工夫吃饭。馒头有点凉了，咬在嘴里有点硬，白菜汤没什么油星，可她吃得很快，几口就把一碗汤喝完了，又三口两口啃完一个馒头，看了眼手机，已经四点三十五了，得赶紧走。
她把剩下的馒头和汤装进保温饭盒，塞进帆布包，又检查了一遍口袋里的零钱和钥匙，锁好房门，快步走出地下旅馆。凌晨四点多的北京，天还黑得透透的，马路上只有零星的路灯亮着，偶尔有早起的出租车开过，车灯划破黑暗，又很快消失。风有点冷，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她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加快脚步往公交站走——去小红门的早班车五点才到，得赶第一班，不然就迟到了。
公交站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裹紧外套，来回走动着取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李晚妈的短信，问她在北京过得怎么样，钱够不够花。林晚赶紧回了条短信：“妈，我挺好的，找到两份活儿，工资挺高的，您别担心，我过阵子再给您寄钱。”打完字，她又觉得不够，加了句“我住的地方很暖和，吃得也挺好”，才把手机揣回口袋。其实她没说，地下室的暖气不太热，晚上睡觉得盖两床被子，吃的也大多是馒头和白菜，可她不想让妈担心。
五点整，公交车来了。林晚跟着几个同样去早市的商贩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外的风景慢慢往后退，路灯一盏盏熄灭，天也渐渐亮了起来。到小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时，正好五点半，市场里已经热闹起来，商贩们推着小车来回穿梭，拿货的客户围在摊位前讨价还价，吆喝声、推车声混在一起，格外嘈杂。
林晚赶紧走到老板的摊位前，帮着把堆在地上的儿童服装摆好。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王，人还算和善，就是要求严，每天必须提前半小时到，摆好货，准备好塑料袋和计算器。林晚手脚麻利，很快就把货摆好了，又把塑料袋按大小分好，放在摊位前的小桌子上。
六点多，客户渐渐多了起来。林晚一边帮客户拿货，一边记着账，还要跟客户讨价还价。有的客户很爽快，看好了就打包，有的客户却很挑剔，翻来覆去地挑，还嫌价格高，林晚得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这是今年的新款，质量好，批发价已经很便宜了”。忙起来的时候，她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直到八点多，早市快结束了，客户渐渐少了，她才松了口气。
老板给她结了当天的工钱，三十块钱，是按天算的。林晚小心地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又帮着把剩下的货收拾好，才匆匆往百荣赶。从小红门到百荣，坐公交得一个小时，她怕迟到，一路都在看手机时间。到百荣的时候，已经九点十分了，离开门还有二十分钟，她赶紧跑到自己负责的成人服装摊位，帮着老板整理衣服。
百荣的生意比小红门忙多了，从九点半开门到下午六点关门，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林晚不仅要帮客户拿衣服、试衣服，还要负责收银、记账，有时候还要帮着把货搬到仓库。中午的时候，她趁着客户少，赶紧拿出早上带的馒头和白菜汤，快速吃了几口，又接着忙。直到下午六点，百荣关门，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地下旅馆走。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她没力气做饭，就啃了个早上剩下的馒头，又喝了点热水，然后坐在床边，拿出账本，把今天的收入记下来：小红门三十块，百荣五十块，合计八十块。她看着账本上的数字，心里踏实了点——虽然累，可一天能挣八十块，比在工地强多了，攒够了钱，就能租个好点的房子，不用再住地下室了。
洗漱完，她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手机闹钟还在凌晨三点五十等着她，明天又是起早贪黑的一天。地下室的灯灭了，只有通风管道里的风声还在响，可林晚睡得很沉——她知道，只有现在多吃苦，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才能让李晚妈安心。窗外的北京已经亮了灯，灯火辉煌，而地下室的这盏小小的灯火，也在为她的未来，悄悄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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