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的夏日常有暴雨，哗啦啦砸在火锅店的玻璃上，模糊了窗外的人影。杨树彬坐在收银台后，手里捏着儿子幼儿园的入学通知书，眉头拧成了疙瘩——表格上“监护人户籍证明”一栏，像道无法跨越的坎，让他心里发慌。
“马海燕”端来一杯热茶，声音压得很低：“幼儿园老师说，没有真实户籍，小宝只能上私立的，学费比公立贵三倍……”
杨树彬把通知书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贵就贵，钱我来想办法，总之不能用‘王学礼’的身份去办真户口！”他比谁都清楚，一旦去派出所申请户籍，“王学礼”这个伪造身份就会立刻露馅，他和“马海燕”的假面，会在瞬间被撕碎。
为了凑齐私立幼儿园的学费，他只能扩大生意——把台球厅旁边的门面租下来，改成了棋牌室，昼夜营业。可生意越忙，破绽就越多。棋牌室里鱼龙混杂，常有客人酒后闹事，每次报警处理，他都得提前躲进后厨，直到民警走了才敢出来。有次一个老顾客打趣：“王老板，你咋见了警察就躲？跟见了鬼似的！”
杨树彬只能哈哈打圆场，心里却凉了半截——他知道，再谨慎的伪装，也经不住一次次的试探。
更让他心烦的是母亲。老太太来包头住了半年，总念叨着东北的老邻居，时不时提起“当年彬彬在哈尔滨的时候”。有次家庭聚餐，母亲指着照片里的杨树彬，对“马海燕”说：“你看他小时候，跟小宝一模一样，就是那时候瘦，总跟着院里的孩子去江边上玩……”
“妈！”杨树彬猛地打断她，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慌乱，“吃饭呢，说这些干啥！”
母亲被他吼得一愣，眼圈瞬间红了：“我就是想说说过去的事……”
“马海燕”赶紧打圆场，给老太太夹了块肉：“妈，您尝尝这个，彬哥特意让厨师给您炖的，软烂。”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夜里，“马海燕”躺在床上，小声说：“妈年纪大了，难免说漏嘴，要不……送她回东北老家吧？”
杨树彬盯着天花板，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不能送。送回去，她一个人生活，我不放心；而且，她知道‘王学礼’的身份，万一被警方找到，一问一个准。”
他知道，母亲成了他逃亡路上的“软肋”，可他又不能丢下她——这个世界上，除了儿子，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这年秋天，棋牌室出了件大事。一个客人在牌桌上输了钱，赖账闹事，还拿出刀威胁店员。杨树彬没办法，只能报警。民警来的时候，他躲在二楼的储藏室里，听着楼下民警询问店员“老板叫啥”“家是哪儿的”，心脏狂跳不止。
万幸的是，店员早就被他交代过，只说“老板叫王学礼，河南人，平时不怎么在店里”，才蒙混过关。可这件事，让他彻底意识到，生意越大，风险越高，他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他开始缩减生意，把棋牌室盘了出去，只留下台球厅和火锅店。每天关店后，他都会在店里待到深夜，喝着闷酒，看着墙上的营业执照——上面“王学礼”三个字，曾经是他的“救命符”，现在却成了催命的“符咒”。
“马海燕”看出了他的焦虑，却不敢多问，只能默默陪在他身边。只有在儿子睡熟后，两人才会有片刻的坦诚。“彬哥，”她小声说，“要不我们跑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杨树彬苦笑一声：“跑？能跑到哪儿去？天下之大，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他知道，从他第一次举起榔头开始，就再也逃不掉了——他逃得过警方的追捕，却逃不过自己犯下的罪孽，逃不过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的阴影。
而此时，哈尔滨警方的专案组，已经抵达包头。他们拿着“王学礼”的伪造身份信息，在各个派出所排查户籍记录，又悄悄走访了台球厅和火锅店附近的居民，一点点收集着线索。民警许建国看着手里的照片，眼神坚定：“杨树彬，这次你跑不掉了。”
包头的夜色越来越深，杨树彬还在火锅店的后厨里，盯着锅里翻滚的汤底。他不知道，警方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他精心维持了五年的“假面人生”，即将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围剿中，彻底崩塌。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守着这个用谎言堆砌的“家”，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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