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的冬天没有鄂尔多斯的风沙烈，却透着一股钻骨的湿冷。杨树彬带着家人出了火车站，站在人潮涌动的广场上，手里攥着仅剩的几千块钱，第一次生出“无处可去”的茫然——之前的逃亡，不管是山东的地下室，还是包头的台球厅，至少能找到暂时安身的角落，可在银川，连租个偏僻的民房都成了难题。
他连着跑了三天中介，张口问“要不要身份证”，对方要么摆手拒绝，要么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他：“现在租房都要实名登记，没有身份证，谁敢租给你？万一你是逃犯，我们担不起责任。”
每次被拒绝，“马海燕”的脸色就沉一分。第四天晚上，她抱着哭闹的儿子，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彬哥，我们到底要逃到什么时候？小宝冻得发烧，妈也水土不服，再这样下去，不等警察来抓，我们自己就先垮了！”
杨树彬坐在冰冷的台阶上，抽着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马海燕”说得对，可他没得选——他不敢用“王学礼”的假身份，怕被中介查出破绽；更不敢暴露“杨树彬”的真名，那意味着灭顶之灾。
最后，还是在城郊的棚户区，找到了一间漏风的土坯房。房东是个独居的老人，眼神不太好，收了双倍押金，没要身份证，只说“你们好好住，别给我惹事就行”。
土坯房里没有暖气，晚上只能靠烧煤炉取暖。母亲的咳嗽越来越重，夜里常常咳得睡不着；儿子小宝适应不了气候，反复发烧，哭着要“回包头的家”；“马海燕”每天要去附近的餐馆洗碗，回来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眼里的疲惫却越来越重。
杨树彬找活干的路也格外艰难。他去工地应聘，工头要身份证登记；去菜市场扛菜，老板说“要熟人介绍，不然不敢用”；甚至想去捡破烂，都被当地的拾荒者警告“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外来的别插手”。
走投无路时，他只能去城郊的废品回收站，干最脏最累的分拣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在堆积如山的废品里挑拣塑料、金属，手上被划破的伤口结了痂，又被新的划痕覆盖。老板给的工钱少得可怜，一天只有三十块，勉强够买一家人的口粮。
日子的窘迫，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渐渐出现了裂痕。“马海燕”开始频繁地抱怨，从“当初不该跟着你”，到“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河南农村捡破烂”；母亲看着消瘦的孙子，也常抹着眼泪说“要是当初劝劝你，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杨树彬每次听到这些话，都只能闷头抽烟，或者干脆摔门出去，在棚户区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走。他知道家人的委屈，可他没法解释，也没法改变——他就像一头困在牢笼里的野兽，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跟着自己受苦，却连保护他们的能力都没有。
有天晚上，他收工回来，看到“马海燕”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他们在包头时，带着小宝去公园拍的。照片上的“马海燕”穿着新买的羽绒服，笑着依偎在他身边，小宝举着，笑得一脸灿烂。
“彬哥，”她的声音带着哽咽，“我们还能回到以前的日子吗？”
杨树彬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眼眶瞬间红了。他想说“能”，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他知道，那些所谓的“好日子”，不过是用谎言和罪恶堆砌的泡沫，一旦戳破，就再也回不去了。
而此时，包头警方顺着“王学礼”的出逃轨迹，已经查到了银川。民警们拿着协查通报，在火车站、汽车站、棚户区等地走访排查，虽然暂时还没找到杨树彬的踪迹，却已经离他越来越近。
银川的夜，格外寂静。土坯房里，煤炉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一家人疲惫的脸庞。杨树彬看着熟睡的儿子，心里默默祈祷：再给我一点时间，等小宝好起来，等妈不咳嗽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可他不知道，安稳对他来说，从来都是一种奢望。逃亡的路还在继续，而这一次，他和他的“家”，已经快要走到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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