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楼顶层，那间象征着汉东最高权力的书记办公室门外，高育良停下了脚步。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那如同擂鼓般的心跳，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熨烫得一丝不苟的藏青色西装。
这一小段走廊，此刻在他眼中，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门内等待他的，将是对他政治生涯，乃至后半生命运的最终审判。
他最终还是在那个密封的文件袋和一夜的痛苦挣扎后，选择了那条祁同伟指出的，看似留有余地、实则步步惊心的道路。
向组织坦白，承认错误，争取那个“记大过、保留现职位”的处理。这无关勇气，更多的是在巨大压力和对权力本能的留恋下，一种近乎绝望的妥协。
秘书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沙瑞金沉稳的声音：“请进。”
门被推开。高育良迈步走了进去。
办公室内，气氛庄重而肃穆。沙瑞金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后是鲜艳的党旗和国旗。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相迎，只是目光平静地看向门口。
在办公桌侧前方的两张单人沙发上，分别坐着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祁同伟。
三人看到高育良终于走了进来，目光同时聚焦在他身上。虽然表情依旧严肃，但仔细观察，能发现沙瑞金眼神深处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田国富紧抿的嘴角略微松弛，而祁同伟，则是在平静的注视下，掩藏着一丝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
高育良能来，并且是独自前来，没有带着律师或是其他任何试图对抗的姿态，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最坏的那种激烈对抗局面大概率可以避免，这让他们三人，都不由自主地在心底松了口气。
“瑞金书记，国富同志，同伟。”高育良的声音带着一丝刻意保持的平稳，但细听之下，仍能察觉到那隐藏不住的干涩和疲惫。他走到办公桌前，没有坐下，就那样站着，微微低着头，姿态放得很低。
“育良同志，坐吧。”沙瑞金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空着的那把椅子。
高育良依言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避开三人的目光，视线落在光洁的桌面上，仿佛那里有他需要宣读的稿子。
“瑞金书记，国富同志，”高育良开口了，声音低沉而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艰难的权衡，“今天我来，是向省委，向组织，坦诚错误，接受处理。”
他开始了他的汇报。没有狡辩，没有推诿，按照祁同伟留下的那份清单的指引，他详细陈述了与高小凤从认识到在香港登记结婚的过程，承认了这是严重的违反生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
他也谈及了与赵瑞龙、山水集团的交往，承认在一些项目和事项上，存在把关不严、失察失职的问题，未能有效抵制围猎，造成了不良影响。
他的叙述条理清晰，甚至带着一种法学教授特有的逻辑性，但语气中的悔恨与沉痛，却也难以作伪。
他坦白了自己在得知祁同伟掌握情况后的内心挣扎，以及赵立春来电施加的压力，但他强调，自己最终认识到，必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我的行为，玷污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信任，教训极其深刻。我对此感到无比痛心和懊悔。
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最后，高育良抬起头，目光恳切地看向沙瑞金，做出了请求处理的表态。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高育良略显急促的呼吸声轻微可闻。
沙瑞金静静地看着他，目光锐利如鹰隼，仿佛要穿透他的内心，审视他这番忏悔的真伪。田国富则低头快速记录着，脸色一如既往的严肃。
祁同伟坐在一旁，面无表情，只是放在膝盖上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裤子的面料。
良久，沙瑞金终于缓缓开口，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有力：
“育良同志，你能主动来到这里是好的，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是好的。这说明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正确性，也说明了你个人在经过思想斗争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组织，愿意改正错误。”
他首先肯定了高育良的态度，这是定调子。随即，他的语气变得无比严肃，带着党纪国法的千钧重量：
“但是，你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身居要职，却未能严格约束自己，在个人生活上出现如此重大的问题，并且在工作中未能恪尽职守，与某些利益集团界限不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不仅是你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汉东省委威信的巨大损害！”
高育良低下头，承受着这严厉的批评。
沙瑞金看了一眼田国富和祁同伟，然后郑重宣布：
“经过省委研究，并报请中央批准，现在正式向你宣布组织决定：鉴于高育良同志所犯严重违纪错误，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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