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渡长江……”
崇祯放下奏折，指尖有些发凉，范景文没有过多渲染战斗细节，但“三渡长江”这四个字，已足够勾勒出一幅官军被玩弄于股掌、流寇行动如风的画面，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定国！
李定国那个在原本历史上，前半生追随张献忠反抗大明，后半生却成为南明擎天一柱、两蹶名王、令清廷胆寒的晋王李定国。他的军事才华，他的民族气节，他悲剧而又壮烈的一生，曾让多少后世读史者扼腕叹息。
崇祯心中涌起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那是穿越者知晓历史的先知先觉带来的沉重，是一种面对杰出人才却身处敌对阵营的惋惜与无奈，更有一丝“历史惯性”难以扭转的无力感。
他改变了那么多，清理了朝堂，整顿了京营，甚至开始革新武备，可该登上舞台的人，似乎还是沿着既定的轨迹，开始闪耀属于他们的光芒。
只是这一次，那光芒照向的，是大明的软肋。
“时也……命也……” 他在心中无声地叹了口气，这叹息，并非针对张献忠入川可能造成的糜烂，更多的是对李定国这个人，对他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与大明为敌道路的感慨。
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些星辰，注定要在某个时间点亮，无论你是否愿意看见它的光芒。
范景文的奏折继续写道，语气愈发严峻：“……自此番追逐观之，张献忠部之流窜能力、应变之速、乃至核心头目之军事才具，皆非往日裹挟饥民之流寇可比。其部经此磨练，战力恐不降反升，已成心腹大患。此臣一忧也。”
“其二，献忠窜入四川，而李自成残部仍在川陕边境活动。蜀地险塞，物产丰饶，若二贼遥相呼应，甚至暗中勾连，于蜀中作乱，则西陲震动，南北隔绝，剿灭之难，将十倍于今日！届时，朝廷恐需倾半国之力以图之，而北虏东虏，又岂会坐视？”
这两点忧虑，崇祯完全同意。
张献忠入川，历史上就是明末大动荡的一个关键节点。而李自成与张献忠若真形成某种默契甚至联合，那对大明西部防线的压力将是灾难性的，范景文作为前线总指挥，能有此见地，已属难得。
紧接着，范景文笔锋一转，提到了另一个棘手问题——罗汝才。
“……近日，罗汝才部亦有遣使接触，言辞恭顺，似有乞降之意。臣以为，此前朝廷已拒张献忠之降，若此番再断然回绝罗汝才，恐绝后来者归顺之望，逼使诸贼皆存死战之心，于剿抚大局不利。然，罗汝才其人，反复无常，狡诈不下于献忠。即便受抚，亦不可轻信，必须严加监管，分其部众，散其党羽，徐徐图之，方为上策。此中分寸，伏乞圣裁。”
看到这里，崇祯只觉得一阵熟悉的、仿佛要裂开般的头疼再次袭来。
钱，又是钱！范景文前面分析了张献忠的威胁、李定国等人的难缠，潜在与李自成合流的危险，这一切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指向了奏折中明确提出的请求：
“……贼势如此，非大增兵力、厚积粮饷，难以竟全功。伏乞陛下速拨内帑，或严令户部，紧急筹措剿饷五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火器甲仗若干，火速解运军前。并请旨，准臣于湖广、四川就地再行招募勇壮，严加操练，以备攻剿。时不我待，迟则生变！”
五十万两！二十万石粮！
崇祯几乎想哭了。
河南的灾民还在等着那虚无缥缈的“匿名捐款”和内帑挤出来的二十万两救命，山东的三十万石粮米调动已经让户部捉襟见肘，毕懋康的水力作坊刚从他内帑挖走十万两，宣大和辽锦还战果如图……他哪里还能变出五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石粮食，去支持范景文在四川打一场“彻底剿灭”张献忠的战役？
他知道范景文的担忧是对的，建议也是老成谋国。
李定国、孙可望这样的将领在张献忠麾下，若不趁其尚未在四川完全扎根予以重击，将来必成巨患。
可问题是，他打不起！
国库空虚，内帑规划好的银子都有要紧去处，灾荒、边患、改革，处处都要钱。他就像一个同时要接住好几个抛来的水晶球杂耍艺人，任何一个失手，都可能摔得粉碎。而现在，范景文又抛来了一个沉重无比的“剿匪”水晶球。
罗汝才……崇祯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范景文说得对，不能再简单拒绝了，张献忠的投降被范景文和“皇陵被烧”的政治压力搅黄了，如果连看起来“恭顺”的罗汝才也拒之门外，那无异于告诉所有流寇：朝廷毫无招安诚意，唯有死战到底。这会把更多摇摆的势力推向坚决反抗的一方。
招安罗汝才，至少可以暂时稳住一部分流寇，分化敌人，为集中力量对付张献忠争取时间，也能节省一部分军事开支——虽然招安后的“安插”、“监管”同样需要花费，但大明可是有欠饷的优良传统的！
“都是没钱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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