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武此人,生就一副富态相。他五短身材,矮矮胖胖,墩墩实实,年纪尚轻之时,便已早早挺起了一个弧度惊人、引人注目的大将军肚。走起路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一双厚实的手掌时常在那滚圆如鼓的肚皮上交替摩挲,仿佛在安抚一件珍贵的宝贝。他浑身那丰腴的肌肉似乎总在协调运动,而最显眼的,莫过于他那“绝顶聪明”、光亮如镜、几乎能反光的大脑门,被同事们戏称为“免洗头式”。郑武得大家赐给“会长”之称,这绰号的由来,还得追溯到多年前他在乡镇工作的那段岁月。
那时,郑武还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单位里超过一半的干部家都安在县城,工作日便成了集体宿舍里的“临时单身汉”。某日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餐,不知是谁半开玩笑地提议:“咱们这群离家在外的游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干脆组建一个‘单身汉协会’算了!”当时郑武在众人中年纪最长,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不约而同地推举他出任“会长”。
起初,有人带头喊郑武“会长”时,他还略显尴尬,摆手不答,只以一笑了之。后来,叫的人越来越多,郑武在半推半就、扭捏作态之中,也就渐渐默许了。再到后来,竟是随喊随应,无比自然。“会长”这个带着戏谑意味的雅号,便由此固定下来,伴随他多年,直至今日。
乡里工作之余,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极大地考验着干部们的耐力。会长郑武有一项众所周知的嗜好,那便是热衷于吃喝。用同事们的话说,他是“天生有吃福”。那些年,上级尚未出台严苛的“禁酒令”,会长的业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总有赴不完的饭局、吃不遍的美味和喝不尽的美酒。他的生活,从不缺少“热闹”。
每逢乡里赶集的日子,会长的中午基本都是在推杯换盏中度过。他常常顶着一张通红发亮的脸庞,浑身酒气地晃回办公室,不消一会儿,便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大作。有时干脆直接溜回单身宿舍,蒙头大睡,直到酒气散尽,人亦清醒,晚上便又精神抖擞地“再度出山”,寻觅新的场合。会长这“无酒不欢”的鲜明个性,乡、村干部无人不知。而村干部们的宴请,恰恰成了他“吃福”的重要来源。以至于私下里,大家都调侃说,村干部快成了会长的“衣食父母”。
会长时任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多年,直至调离。这个岗位手握不小的实权,负责项目的初步审核和上报。而村干部们领着微薄的补贴,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多向乡政府争取项目落到本村,指望能从中获取些微好处,哪怕只是一条香烟的实惠。因此,村干部们纷纷投其所好,变着法儿拉近与这位关键人物的感情。
他们三天两头往乡里跑,挤进会长那间不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汇报工作”。眼见时机成熟,便热情地邀请会长下馆子,“边吃边谈”。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心照不宣。后来,上级对项目的管理日趋规范严格,明确要求不再配套任何工作经费,项目实施的必要成本需由乡镇自行筹措。这一政策的收紧,使得各乡镇争取项目的积极性大打折扣,能落到村里的项目自然也大幅减少。
政策的调整,让会长这个经发办主任的实权急剧“缩水”。村干部们跑乡政府的腿不再勤快,来会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断崖式下降。偶尔有必须当面沟通的事,也是直截了当说完正事,便即刻起身走人,绝不多留片刻。
会长内心涌起巨大的失落感。吃喝的机会锐减,生活仿佛失去了最重要的乐趣。于是,他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每逢赶集日,便会找些由头,约上两三名村干部来办公室“听取汇报”、“研究商量工作”,而且每次的时间都“恰好”安排在饭点前半个来小时。
然而,应约前来的村干部,并非人人都那么“懂事”和“上道”。遇到这种情况,会长也不再客气,有时甚至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接“安排”起来:“老王,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正好饭点了,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久而久之,这些村干部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会长,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推托不见,或特意错开饭点才来乡里办事。这些在会长看来“势利”又“吝啬”的村干部,在他心中的分量渐渐减轻,他也不再主动联系他们。
当然,村干部中也不乏“开窍”的,自然得到了会长的“倍加青睐”和“重点关照”。不过,即便是这些“开窍”的,也并非人人都心甘情愿。其中不少人只是碍于情面,怕得罪这位曾经手握实权的主任,背地里难免有些抱怨之词。但“大气”的会长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乎是否有人陪他举杯。
会长的“吃福”除了来源于村干部,另一大来源便是同事间的私人请客。会长对此类邀请总是来者不拒,但他本人却从未主动回请过。同事们无不知晓他的做派,表面上不说什么,毕竟只是多一副碗筷的小事,但内心实则颇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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