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武此人，生就一副富态相。他五短身材，矮矮胖胖，墩墩实实，年纪尚轻之时，便已早早挺起了一个弧度惊人、引人注目的大将军肚。走起路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一双厚实的手掌时常在那滚圆如鼓的肚皮上交替摩挲，仿佛在安抚一件珍贵的宝贝。他浑身那丰腴的肌肉似乎总在协调运动，而最显眼的，莫过于他那“绝顶聪明”、光亮如镜、几乎能反光的大脑门，被同事们戏称为“免洗头式”。郑武得大家赐给“会长”之称，这绰号的由来，还得追溯到多年前他在乡镇工作的那段岁月。
那时，郑武还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单位里超过一半的干部家都安在县城，工作日便成了集体宿舍里的“临时单身汉”。某日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餐，不知是谁半开玩笑地提议：“咱们这群离家在外的游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干脆组建一个‘单身汉协会’算了！”当时郑武在众人中年纪最长，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不约而同地推举他出任“会长”。
起初，有人带头喊郑武“会长”时，他还略显尴尬，摆手不答，只以一笑了之。后来，叫的人越来越多，郑武在半推半就、扭捏作态之中，也就渐渐默许了。再到后来，竟是随喊随应，无比自然。“会长”这个带着戏谑意味的雅号，便由此固定下来，伴随他多年，直至今日。
乡里工作之余，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极大地考验着干部们的耐力。会长郑武有一项众所周知的嗜好，那便是热衷于吃喝。用同事们的话说，他是“天生有吃福”。那些年，上级尚未出台严苛的“禁酒令”，会长的业余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总有赴不完的饭局、吃不遍的美味和喝不尽的美酒。他的生活，从不缺少“热闹”。
每逢乡里赶集的日子，会长的中午基本都是在推杯换盏中度过。他常常顶着一张通红发亮的脸庞，浑身酒气地晃回办公室，不消一会儿，便趴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大作。有时干脆直接溜回单身宿舍，蒙头大睡，直到酒气散尽，人亦清醒，晚上便又精神抖擞地“再度出山”，寻觅新的场合。会长这“无酒不欢”的鲜明个性，乡、村干部无人不知。而村干部们的宴请，恰恰成了他“吃福”的重要来源。以至于私下里，大家都调侃说，村干部快成了会长的“衣食父母”。
会长时任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多年，直至调离。这个岗位手握不小的实权，负责项目的初步审核和上报。而村干部们领着微薄的补贴，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多向乡政府争取项目落到本村，指望能从中获取些微好处，哪怕只是一条香烟的实惠。因此，村干部们纷纷投其所好，变着法儿拉近与这位关键人物的感情。
他们三天两头往乡里跑，挤进会长那间不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汇报工作”。眼见时机成熟，便热情地邀请会长下馆子，“边吃边谈”。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心照不宣。后来，上级对项目的管理日趋规范严格，明确要求不再配套任何工作经费，项目实施的必要成本需由乡镇自行筹措。这一政策的收紧，使得各乡镇争取项目的积极性大打折扣，能落到村里的项目自然也大幅减少。
政策的调整，让会长这个经发办主任的实权急剧“缩水”。村干部们跑乡政府的腿不再勤快，来会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断崖式下降。偶尔有必须当面沟通的事，也是直截了当说完正事，便即刻起身走人，绝不多留片刻。
会长内心涌起巨大的失落感。吃喝的机会锐减，生活仿佛失去了最重要的乐趣。于是，他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每逢赶集日，便会找些由头，约上两三名村干部来办公室“听取汇报”、“研究商量工作”，而且每次的时间都“恰好”安排在饭点前半个来小时。
然而，应约前来的村干部，并非人人都那么“懂事”和“上道”。遇到这种情况，会长也不再客气，有时甚至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直接“安排”起来：“老王，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正好饭点了，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久而久之，这些村干部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会长，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推托不见，或特意错开饭点才来乡里办事。这些在会长看来“势利”又“吝啬”的村干部，在他心中的分量渐渐减轻，他也不再主动联系他们。
当然，村干部中也不乏“开窍”的，自然得到了会长的“倍加青睐”和“重点关照”。不过，即便是这些“开窍”的，也并非人人都心甘情愿。其中不少人只是碍于情面，怕得罪这位曾经手握实权的主任，背地里难免有些抱怨之词。但“大气”的会长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乎是否有人陪他举杯。
会长的“吃福”除了来源于村干部，另一大来源便是同事间的私人请客。会长对此类邀请总是来者不拒，但他本人却从未主动回请过。同事们无不知晓他的做派，表面上不说什么，毕竟只是多一副碗筷的小事，但内心实则颇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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