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元年的秋天,关中大地上,第一座由共和国设计建造的水库竣工了。
陈新生站在新筑起的大坝上,看着碧绿的库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
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他是学机械的,水利是父亲那一代人推动的——但此刻,他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共鸣。
水库叫“新生水库”。
不是为他命名的,是为这个时代。
“院长,”年轻的技术员兴奋地递上数据,“蓄水量达到设计标准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下游五县三十万亩旱地,明年都能变成水浇田了!”
陈新生接过报表,目光却落在远处:库区边缘,一群孩子正追逐嬉闹,他们的学堂就在水库旁。更远的地方,新修的公路蜿蜒如带,马车载着新收的粮食驶向城镇。
三年了。
从北京和平易帜到现在,整整三年。这三年,华夏大地发生了太多变化:
铁路从潼关修到了南京,电报连通了二十一省主要城市。
曾经被清廷视为“奇技淫巧”的蒸汽机,如今在各地工坊轰鸣。
天工院升格为国家科学院,下设十二个研究所,学者们研究的不再是八股文章,而是农学、工学、医学、算学。
教育更是翻天覆地。
共和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六至十五岁儿童必须入学,学费全免,还管一顿午饭。
起初有老学究痛心疾首:“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当第一批女学生毕业后成为教师、医生、技术员,反对的声音渐渐微弱了。
最让陈新生感慨的,是父亲的转变。
陈玄和杨蜜在华山隐居已近四年,很少公开露面。
但每月,陈新生都能收到父亲寄来的厚厚手稿——不是武功秘籍,不是治国方略,而是一套全新的教材体系:《新国文》《新算学》《新格物》《新历史》。
每一页都浸透着三世的智慧,却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就。
“这些书,”陈玄在最近的信中说,“不是我写的,是这个时代写的。我只是……把火种传下去。”
火种确实传下去了。
陈新生听说,在遥远的云南边陲,一个从关中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傣族村寨办起了第一所双语学堂。
在冰封的黑龙江畔,共和国派出的医疗队正用新法防治天花,一位鄂伦春族老萨满主动帮忙,说:“你们的药灵,我们的神也喜欢。”
当然,困难依旧重重。
南方士绅对新政阳奉阴违,北方旗人安置工作进展缓慢,西部民族地区沟通不畅。
更有甚者,残留的清廷势力在沙俄支持下,于外蒙古蠢蠢欲动。
但陈新生相信,这些都会过去。
因为希望,一旦生根,就会发芽。
就像眼前这片水库——它蓄的不只是水,是千万人不再挨饿的希望,是孩子们能在学堂安心读书的希望,是这个民族终于能挺直腰杆、面向未来的希望。
“院长,”技术员轻声问,“您说……咱们这条路,走对了吗?”
陈新生没有立刻回答。
他望向东方,那里是北京的方向。
父亲曾在信中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打下江山,是让江山上的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你看那些孩子。”他指向库边嬉闹的孩童。
技术员顺着望去。
阳光下,孩子们的笑声随风传来,清脆如铃。
“只要他们的笑声还在,”陈新生说,“这条路,就不会错。”
远处,水库闸门缓缓开启。
清流奔涌而出,沿着新修的渠道,流向干渴的田地。
像血脉,滋润着这片重获新生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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