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西的废铁局旧址弥漫着铁锈与煤灰混杂的呛人气息，程允执推开那扇被湿气胀得变形的榆木门时，门轴发出垂死般的呻吟。月光从破败的瓦隙漏下，照见满地散落的报废火铳——有些是铳管炸裂如开瓣的焦黑铁花，有些是机括锈死成一团狰狞的疙瘩，最触目惊心的是墙角那堆扭曲的弗朗机炮子铳，壁厚不均处薄如蛋壳，显然是浇筑时铜液未流匀就冷了。
“这些都是宣德八年到正统十二年间的废器。”老军器匠蹲在煤油灯旁，用铁钳夹起一截炸裂的铳管，“您看这断口——气孔密得像蜂巢，能不漏气炸膛吗？可当年工部验收，只要模样周正、重量达标，就盖‘验讫’红戳。”他将铳管凑近灯光，内壁的砂眼在光下如星空般密密麻麻，“管验收的大人，没一个肯弯腰看看里头。”
伯颜帖木儿从阴影里拖出一架半朽的炮车。蒙古贵族用弯刀刮去车轴上的锈，露出下面崭新的木料。“草原人造勒勒车，会选被风吹弯的树做轮毂——因为弯木的纹理顺着应力走，不容易断。”他指着炮车笔直的车轴，“汉家工匠追求横平竖直，可松木直纹恰恰最脆。去年大同那架炮车，就是行军途中这样‘咔嚓’——”他做了个折断的手势，“还没到战场，自己先散了架。”
两种失败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圈里沉默相对。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记录，小丫头突然抬头：“程先生，既然知道毛病在哪，为什么不改？”
这个问题在三日后的武英殿激起了千层浪。当程允执呈上《军器废损实录》，并奏请设立“技术科学院”时，工部尚书严震直第一个暴跳如雷：“荒唐！工匠之事自有匠户传承，何须另立学府？况匠籍世代相袭，父子相授，此乃太祖定制！若人人都能学艺，匠籍制度岂非形同虚设？！”
“严尚书稍安。”程允执翻开实录某一页，“下官请问：宣德年间设立的‘盔甲厂’，匠户三百，年产棉甲几何？”
“这...年约八千领。”
“可去年边镇请补棉甲，报损数是一万二千领。”文官又翻一页，“产出追不上损耗，为何？因为匠户子弟若资质愚钝，也得承袭父业；而民间有巧思者，却因非匠籍不得入门。”他抬起头，“这就像守着一条日渐干涸的河，却不让邻村的雨水流进来。”
争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在“资格”上。科举出身的文官们坚决反对让匠户子弟与士子同列，更无法接受“手艺”能与“经义”并列学宫。礼部甚至搬出《皇明祖训》：“百工技艺，不得与士大夫齿。”
僵持中，伯颜帖木儿说起了草原上的事：“我们养马，不会只让白蹄马配白蹄马。有时一匹瘸腿但聪明的老马，和一只健壮但莽撞的小马驹配种，反而能生出既稳健又机敏的良驹。”他顿了顿，“手艺和学问，也许也该‘配种’。”
真正的突破来自一个意外。南京龙江船厂的老师傅陈阿公——就是那位曾改良宝船水密舱的老匠人，听闻朝议后，让徒弟抬着一口樟木箱进京。箱中不是模型图纸，而是十几本浸满汗渍油污的《作工笔记》，每本都用麻线简陋装订，字迹歪斜却密密麻麻。
“小老儿不识字，这是请码头说书先生帮忙记的。”陈阿公在文华殿前摊开笔记，指着一页，“这是永乐十六年，第三次下西洋前，郑公公船队有艘宝船龙骨裂缝。按常例该换整木，可时间来不及。小老儿的师父想了个法子——在裂缝处打‘燕尾榫’，灌鱼胶，外面再裹三层桐油浸透的麻布。”老匠人粗糙的手指抚过那行记录，“那船又跑了三趟西洋，裂缝没再开。”
他又翻到另一页：“这是正统四年，漕船过闸时常撞坏船艏。小老儿发现，船艏的木材纹理若是竖纹，一撞就劈；若是斜纹，反倒能卸力。可什么样的树长斜纹？没人教过，是小老儿自己砍了十七种树，一种种试出来的。”
笔记在殿中传阅。那些歪斜的字迹里，藏着无数未曾载入任何官修《匠作则例》的智慧：如何从炉火颜色判断铁水温度，如何从木材气味分辨是否生虫，甚至如何调配一种能防船蛆的混合桐油——配方里竟有岭南产的某种树脂，是船厂番匠带来的南洋秘方。
“这些学问，”朱祁镇合上一本笔记，“该只留在陈老师傅一个人脑子里，还是该让天下匠人都能学？”
技术科学院的选址最终定在了废铁局旁——刻意避开国子监的文华氛围，紧邻着那些失败的铁器。建筑样式也独树一帜：不设讲堂，只有一个个宽敞的“作棚”；不作八股文章，只设三类考核——“验材”（辨识材料优劣）、“析理”（分析器物损坏原因）、“创新”（提出改良方案）。
最棘手的是生员选拔。程允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三路并举”：一路由各匠作推荐巧匠子弟，需带一件亲手所制器物及制作心得；一路由州县举荐民间“奇巧者”，哪怕只是改良了犁铧或纺车；第三路最特别——允许现役匠户中的佼佼者“带艺入学”，但需通过实作考核，证明其技艺确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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