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彝伦堂后院的典籍库，在初夏梅雨季的潮气里弥漫着纸张缓慢朽坏时特有的甜腻霉味。程允执推开那扇钉着铜钉的榆木门时，正看见七八个身着襕衫的监生围在一排樟木书架前，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竹镊子，夹起一叠已经完全粘连成块状的《社学蒙书》。书页的边缘已经酥脆如糕饼，稍一用力就簌簌落下纸屑，露出里面被蠹虫蛀成蛛网状的空白。
“这是永乐年间雕版的《千字文》。”典籍库老司库举着油灯，昏黄的光照在那些粘连的书页上，“正统三年清点时，库里还有三百四十部。如今……”他指了指墙角几个空荡荡的书架，“只剩这最后十七部，还大半成了这样。”
伯颜帖木儿蹲下身，从地上拾起一片刚落下的纸屑。蒙古贵族将纸屑凑到眼前，透过灯光能看见纸张纤维间密布的虫蛀孔洞，形状如微小的星群。“草原上教孩子认牧群，”他低声说，“不是让他们看画在羊皮上的马和羊，是带他们到草场上，指着活的说：‘这是三岁口的枣骝马，这是刚断奶的羔羊’。马会老，羊会长大，可孩子眼里的模样，永远是活的。”
其其格带着礼部清吏司的书吏，在核对《天下社学稽考册》。小丫头翻开那本厚达两寸的册籍，很快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断层：册上记载正统十年全国有社学四千三百所，可附列的《社学田产册》里，有田产记录的只有两千一百所；而《社学师儒册》中，登记在册的塾师仅一千七百余人。
“这些没有田产、没有塾师的社学，”她指着册页上大片空白的备注栏，“是已经荒废了，还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真正的震撼来自实地踏勘。程允执按册索骥，找到了顺天府下大兴县记载的“社学三所”。第一所位于城东，匾额还在，门楣上“教化之地”四个字已斑驳难辨，推门进去，院里荒草齐腰，正堂的梁柱间结满了蛛网。问邻人，说这学馆“十年前还有孩童念书声，后来王先生过世，就再没人来了”。
第二所在城南，房子倒还完整，但已被改成了货栈，堆满了南来的瓷器。货栈掌柜说，这房子原是县里一个老秀才办学，秀才病故后，其子将房契卖给了他，“社学？早没那回事了”。
第三所最令人心酸——在西山脚下一个几十户的小村。村里确实有间矮小的土坯房，门楣上还挂着半块“社学”木牌。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三个孩童，一个眼睛半瞎的老妪正用颤抖的手，握着孩童的手在沙盘上划字。问老妪，她说自己是村里唯一识几个字的寡妇，村里没钱请先生，孩子们又想认字，“我就把记得的《百家姓》教给他们，教错了……也别怨我”。
“全县在册社学三所，”程允执在当夜的笔记里写道，“一所荒芜，一所改作他用，唯一还在‘教学’的，是一位自己都认不全字的寡妇，在沙盘上划着可能错误的笔画。”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将那本《社学稽考册》与实地记录摊开时，礼部侍郎的第一反应是辩解：“程部堂，教化之事，重在名实。社学之设，本为教化乡里，然各地情势不同，或有荒废，亦在所难免。且《大明律》只言‘各州县皆设社学’，未言须常年不辍。”
“若名存实亡，这名还不如不存。”程允执指着册上大片空白，“侍郎请看，四千三百所社学，实存者恐不足半数。而这半数中，有多少是如大兴县那般，由目不识丁的寡妇在沙盘上教可能写错的字？这般‘教化’，是开民智，还是误人子弟？”
翰林院侍读学士沉吟道：“且社学荒废，根源在于钱粮。社学田多为贫瘠之地，所出有限；塾师束修微薄，不足以养家。有才学者，自去科举；留乡教蒙童者，多为科举无望、勉强糊口之人。”
“草原上教孩子骑马射箭，”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不是随便找个会骑马的人来教。要选最懂马性、最知草场、箭术最准的勇士。因为孩子学的第一个姿势、射的第一箭，会跟着他一辈子。如果教的人自己都骑不稳、射不准……”他顿了顿，“教出来的，就是一整个部落歪歪斜斜的未来。”
这个“重实轻名、以质代量”的思路，成了重建教育体系的基石。程允执提出的新制，核心有三条：一是推行“社学实勘制”，由州县官实地核查每所社学现状，荒废者销册，存续者登记塾师资质、生徒人数、田产实数；二是建立“塾师考选制”，社学塾师需经州县考选，通经义、善蒙学者方可任教，并按生徒人数发放官定束修；三是试行“蒙学新编”，编纂一套兼顾识字、算术、常识的蒙学教材，取代单一的《千字文》《百家姓》。
“不是要建四千三百所挂着‘社学’匾额的空房子，”程允执在给各州府的札付中写道，“是要让每一个想识字的乡野孩童，都能找到一位真正识字的先生，摸到一本不会一碰就碎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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