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镇城东三十里新设的“合营大营”校场东侧，那两排相隔仅五十步却泾渭分明的行军灶，在四月清晨的薄雾里升起截然不同的炊烟。汉军灶的烟直而灰白，用的是山西本地的硬煤；蒙古军灶的烟细而青蓝，烧的是草原运来的干牛粪。当值戍的炊事总旗周大壮皱着眉头站在两股烟气交汇处时，能清晰地闻出左边飘来的米饭蒸腾的谷物香，和右边飘来的奶茶煮沸的奶腥味——两种气味在晨风中纠缠，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合，像两条倔强的溪流在交汇处激起的漩涡。
“按军需条例，合营期间伙食标准统一。”周大壮翻开手里那本崭新的《合营营务册》，指着上面刚添的一行墨迹，“可蒙古弟兄那边，送去的白米他们只吃一半，剩下的都拿去跟牧民换奶豆腐了。咱们这边送去的牛羊，厨子只会炖，炖出来又腥又膻，士兵抱怨说‘吃一口得喝三碗水冲味儿’。”
伯颜帖木儿蹲在蒙古灶边，正用一把银质小刀切割风干的奶豆腐。蒙古贵族将一块奶豆腐递给身旁的汉军把总王勇：“尝尝这个。草原上行军，一块奶豆腐能顶半天饿，还不占地方。”王勇迟疑地接过，咬了一小口，眉头立刻皱成一团——太酸，太硬，还有股说不出的发酵味。
“难吃吧？”伯颜帖木儿笑了，“我第一次吃汉人的咸菜时，也觉得难吃。可后来在草原上冻了三天，怀里只剩半块奶豆腐时，才知道这东西的好处。”他顿了顿，“打仗不是请客吃饭，是看谁能在最难的时候，咽下最难咽的东西，还能继续往前走。”
其其格带着兵部新派的“合营记录官”，正在整理过去十天两军发生的十七起“小摩擦”。小丫头翻开记录册，发现冲突大多源于细枝末节：蒙古骑兵喂马时，习惯把马拴在营帐门口，汉军步兵嫌挡路；汉军夜巡敲梆子，蒙古人说吵得睡不着；更严重的一起是三天前，蒙古骑兵操练时越过划定的分界线，冲乱了汉军火铳手的射击阵列，双方差点动手。
“这些都不是大事，”她在分析报告中写道，“但像鞋里的沙子，走得越远，磨得越疼。”
真正的考验在第一次联合演练。按计划，蒙古轻骑负责诱敌，将假想敌引入预设的伏击圈，汉军火铳手和炮兵在两侧高地齐射。演练开始很顺利，蒙古骑兵的佯攻撤退逼真如实战，但当“敌军”被引入伏击圈时，问题出现了——蒙古骑兵撤退的速度太快，冲过了火铳手的射击安全线，为了不误伤友军，火铳手被迫延迟开火三息。就是这三息时间，“敌军”前锋冲出了伏击圈，演练被判失败。
演练后的军议上，气氛凝重。蒙古千户长哈图拍案而起：“我们的马跑起来就是这个速度！慢下来等你们，等于让骑兵去送死！”汉军参将李瑾也火了：“那你们倒是提前给个信号啊！旗语看不懂，号角听不清，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撤到位？”
“草原上围猎，”伯颜帖木儿在僵持中开口，“老猎人会提前在撤退路上扔下带颜色的布条。看见布条，埋伏的人就知道：再往前五十步，就是弓箭的射程了。”他看向哈图，“你们的马快，能不能在撤退时，每隔百步扔一支箭在地上？箭羽染成红色，汉军看见红箭，就知道该准备了。”
李瑾想了想：“那我们火铳手开火前，可以放一支响箭。箭声尖利，草原上能传很远。你们听见响箭，就往两边散开，给火炮让出射界。”
这个“红箭预警、响箭开火”的办法被采纳了。但更深的隔阂在战术思想层面。蒙古将领崇尚机动突袭，主张“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汉军将领重视阵地防御，讲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双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太子朱见深在第五日亲临大营。他没有立即召集将领训话，而是让伯颜帖木儿陪着他，在营地里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看蒙古骑兵驯马——不用马鞍，只用一块毛毯，却能做出各种汉军骑兵做不到的急转动作；他们看汉军火铳手装填——虽然慢，但五十步内弹无虚发；他们看双方士兵在休息时，如何用生硬的汉语和蒙古语夹杂着手势交流。
傍晚，太子在校场中央升起篝火，让蒙汉将领围坐一圈，中间摆上两样东西：一样是蒙古人的套马杆，一样是汉军的鸟嘴铳。
“诸位说说，”太子的声音在火光中显得格外清晰，“这两样东西，哪个更好用？”
蒙古将领自然说套马杆好——能套马，能当武器，还能探路。汉军将领则夸鸟嘴铳——百步杀敌，不费力气。
“那如果，”太子拿起套马杆，又指了指鸟嘴铳，“用套马杆把敌人逼到鸟嘴铳的射程内呢？”
篝火旁安静了。伯颜帖木儿的眼睛亮了起来：“殿下的意思是……让我们蒙古骑兵不直接冲锋，而是像牧羊一样，把敌人的阵型往火铳阵地方向赶？”
“不止。”太子站起身，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子，摆成敌军的阵型，“蒙古骑兵从两翼骚扰，逼敌军收缩；敌军一收缩，阵型就密了；阵型一密，正好是火炮霰弹的靶子。”他又摆出几块石子代表明军，“等火炮轰过，敌军混乱时，蒙古骑兵再冲进去分割，火铳手稳步推进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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