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渊阁后院那排永乐年间增建的库房，在黄梅雨季的连绵阴雨里蒸腾着纸张朽坏特有的甜腻霉味。当程允执推开库房最深处的“乙字十三号”铁木门时，扑面而来的不是预期的灰尘，而是一股浓烈的、类似烂菜叶发酵的酸腐气息——那是整整三架竹简在百年潮气中彻底霉烂后，连同捆扎的丝线一起化为糊状物的死亡之味。
“这是宋元时期的刑狱档案。”守库老吏举着昏黄的油灯，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带着回声，“永乐年间从元大都运来时还好好的，可江南潮气太重，竹简不比纸张，一旦霉变，就从内里烂起……”他用灯柄轻轻碰了碰最外侧的一卷，那卷竹简立刻像酥脆的糕点般塌陷下去，露出里面已经黑如墨汁的竹芯。
伯颜帖木儿站在库房中央，蒙古贵族的目光扫过两侧顶天立地的木架。架子上堆着的不是整齐的典籍，而是各种杂乱的文书：有边镇将领的军情急报，有州县官员的刑名案卷，有户部的钱粮底账，甚至还有几箱民间诉讼的状纸副本。许多纸张已经粘连成块，边缘被蠹虫蛀得如同蕾丝。
“这些……”伯颜帖木儿指着那些堆积如山的杂乱文档，“就这么堆着？”
老吏苦笑：“伯颜将军有所不知。自洪武开国，天下文书如雪片般汇入南京。起初还有分类，可后来文书太多，人手不够，只能按年份堆放。永乐迁都北京后，南库就更少人打理了。有些紧要的，会被抄送北京；不紧要的，就堆在这里等着……”他没说等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等着彻底朽坏。
其其格带着国子监选派来的十名监生，正在对库房进行初步清点。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在随机抽查的五十箱文书中，有三十七箱的标签已经模糊难辨，需要开箱查验才能知道内容；而有八箱的封条虽然完好，但箱体底部已经被白蚁蛀空，稍一搬动就可能彻底散架。
“这不像仓库，”她在《库藏实录》的第一页写道，“像坟场。每一箱文书都是一具正在缓慢腐烂的尸体，只是有的刚死，有的已化为枯骨。”
真正的震撼来自第二天的“抽检”。程允执让监生们随机选取十个年份——从洪武到正统，每个年份抽检十份文书。结果令人瞠目：洪武年间的军屯记录，纸张虽黄但字迹清晰；永乐年间的海船建造图，线条依然分明；可到了宣德、正统年间，许多文书已经出现大片霉斑，甚至有成册粘连无法展开的。
“问题不在纸张，”工部派来的匠师查验后得出结论，“在存放。早年的文书多用徽州硬黄纸，本身防虫；后来纸张来源杂了，质量也参差。更关键的是——”他指着库房屋顶几处隐约的渗水痕迹，“这房子漏雨。江南雨水多，潮气渗进来，再好的纸也经不住常年浸泡。”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程允执将一箱已经霉烂的宣德年间漕运账册抬到了殿上。箱子打开时，那股酸腐气息让几位老臣都皱起了眉头。
“这是宣德七年，江南七府的漕粮实征册。”程允执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上面记载着每个县、每个里、每户该缴的粮数，还有灾荒减免的记录。可现在——”他拿起一册，书页像湿透的饼子般软塌塌地垂下，“已经看不出字迹了。这意味着，如果将来有州县想核查旧账，或者有百姓想证明祖上曾受灾免赋，都将无据可查。”
户部尚书王直倒吸一口凉气：“漕粮账册关系国本，怎会朽坏至此？”
“因为没有人觉得这些‘旧纸’重要。”程允执环视殿中诸臣，“各部各司，都只关心眼前的文书。三年前的档案，就觉得是陈年旧事；十年以上的，便是无用废纸。可诸位想过没有——今日我们推行的每一条新政，都基于对过去弊病的总结；将来后人评价我们今日所为，也需要凭据。若这些凭据都烂了、丢了、毁了，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太子朱见深坐在御座旁——皇帝今日病情加重未能临朝，由太子代为主持。年轻的太子听完，缓缓开口：“程先生的意思是，要建一个专门保管这些‘旧纸’的地方？”
“不是保管，是抢救。”程允执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拟好的《国家档案馆建置疏》，“臣请设‘大明档案馆’，专司搜集、修复、整理、典藏历代文书档案。馆址选在南京，因江南纸本文书最多；但建筑需按最严格的防潮、防火、防虫标准设计。更重要的是——”他顿了顿，“档案馆不隶属任何一部，直属于朝廷，有独立稽核之权，凡各部各司文书，满十年者必须移交归档。”
这话在殿内引起一阵骚动。十年就要移交，意味着各部将失去对旧档案的控制，许多不想让人知道的“旧事”可能会曝光。
“程阁老，”吏部尚书迟疑道，“有些案卷涉及刑名机密，或者官员考绩，不宜过早公开……”
“档案馆设‘密档部’。”程允执早有准备，“凡涉及军机、刑案、官员私德的档案，可申请列为密档，非特许不得调阅。但密档也必须移交，只是查阅权限不同。”他看着吏部尚书，“大人应该明白，把档案集中保管，比分散在各部衙门里，被胥吏随意翻看甚至篡改，要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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