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春末。
“烬归堂”下属，第一批由“归100”号基金专项支持的“新芽”基层医疗站，已在华夏最偏远的山区、戈壁与高原上，落成七十二座。
它们像七十二颗沉默的道钉，将现代医疗的版图，牢牢楔入被遗忘的角落。
阿墨作为烬归堂的总执事，此行的任务是巡查并验收位于帕米尔高原边缘的最后一座医疗站。
这里海拔超过四千米，风如刀割，空气稀薄。
站里的负责人是个晒得黝黑的藏族小伙，叫丹增。
他领着阿墨参观，言语间满是对前任筹建负责人的崇敬。
“傅老师……哦，我们都习惯这么叫他，他真是个神人。”丹增搓着手，呵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选址、设计、建材入场，什么都懂。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在最前面。我们都说，他不像来建站的，像来苦修的。”
阿墨的心微微一动，不动声色地问：“他离开时，有留下什么话吗？”
“话倒是没有，他那个人，话少得很。”丹增想了想，一拍脑袋，“哦对，有个箱子，他走的时候托我保管，说这里风干，东西不容易坏。他说，如果将来有‘烬归堂’的核心管理人来，就把箱子交给他。您看，这不就是您吗？”
丹增从里屋搬出一个半米见方的金属箱，上面落了薄薄一层灰。
阿-墨拂去灰尘，指尖触到箱子冰冷的质感，呼吸莫名一滞。
他打开了箱子。
没有惊天动地的秘密，只有一叠叠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笔记本，和几沓厚厚的、已经泛黄的信纸。
阿墨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笔记，翻开。
熟悉的、冷静自持的字迹映入眼帘，那是傅承砚的笔迹。
然而，内容却让他瞳孔紧缩。
这并非工作日志，而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
最早的信，写于他离开之后不久。
“晚卿，今日雨，如你离去那天。我试图在茶里寻找你的影子，却只尝到满口苦涩。我错了，这句话，我欠你一句当面的。可我没有资格。”
“晚卿，我查阅了所有关于流产后遗症的文献，心如刀割。我为你准备了上百种调理方案，却发现没有一种能递到你手中。我的知识，第一次变得如此无用而可笑。”
字迹癫狂而用力，几乎要划破纸背，那是悔恨与痛苦的凌迟。
阿墨一页页翻下去。
慢慢地，信的内容变了。
“晚卿”的抬头依然在，但倾诉的对象，似乎从她，变成了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
“今日医疗站奠基，这里的孩子没有鞋穿，眼神却比星辰还亮。我想，若我们的孩子还在，此刻也该学会走路了。我该为他，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戈壁上见到一种叫‘骆驼刺’的植物，根系极深，为的是寻找水源。这让我想起你的坚韧。原来，真正强大的生命，都沉默扎根于无人看见的深处。”
字迹渐渐沉淀下来，变得平稳而有章法。
到了最后几本笔记，抬头“晚卿”二字，被一道道墨痕划去。
信，变成了纯粹的观察手记、医疗站建设的改良方案、以及对“茶医融合疗法”在高原地区应用的深度思考。
他不再渴望表达，不再乞求原谅，他开始主动沉默。
在最后一页，只有一句简短的话，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
“当一个人开始为世界修路，他自己的那条路，便找到了方向。”
阿墨合上笔记，眼眶有些发烫。
这些未寄出的信，是他精神世界彻底转化的完整记录。
那个偏执、占有欲极强的傅承砚，在一次次与天地的对话中，终于死去。
活下来的，是一个沉默的建设者。
他没寄的信，都变成了脚下这些坚实的路，通往一个个需要被治愈的角落。
与此同时，首都，中华茶疗研究院。
一场高级别的理事会议正在进行。
苏晚卿作为院长，一身素雅的白茶色职业装，气质清冷如初，眉眼间却多了几分乾坤在握的沉静。
“关于‘归源计划’的最终章程，”她声音平缓而清晰，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作为特邀顾问的沈知节与温嫕，“我提议，将‘归100’号捐赠者的身份，永久设定为‘荣誉奠基人’，其贡献以代码形式载入研究院所有核心体系，不写真名，不立传记。”
一位资深理事提出疑问：“院长，如此巨大的贡献，完全隐去其名，是否有些……不公？”
苏晚卿微微摇头，目光投向窗外。
“诸位，”她缓缓开口，“真正的基石，是看不见的。当一种影响，能融入制度，成为系统运行的一部分，它便获得了永恒。名字，反而是一种局限。我们需要的是他留下的路，而不是他的传说。”
“无形，方能永恒。”
一旁的温嫕博士她最清楚，苏晚卿此举，是何等高明的“情感脱敏”与“价值升华”。
她不是在遗忘或逃避，而是选择了一种最宏大、最慈悲的方式，为那段惨烈的过往，画上一个属于未来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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