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官们群起而攻之的汹涌浪潮，朱慈烺并未慌乱失措。他深吸一口气，出班奏对，声音清晰而沉稳：
“陛下，诸位臣工所言，看似有理，实则不然！”
他首先看向户部尚书：“李尚书言及耗费国帑，却可知此番建奴入塞，京畿之地损失钱粮几何？被掳人口、焚毁村镇又价值多少？若有一支强军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其所省之费，远胜养兵之耗！且御营军饷，儿臣可奏请以内帑及皇庄部分产出支应部分，不足再请拨太仓银，必不使国库过于困窘！” 这是以退为进，既展示担当，也点明抵御外侮才是最大的节约。
接着，他转向兵部官员：“张侍郎提及法度体制。然则，如今是何世道？建奴铁骑年年叩关，流寇烽火燃遍中原，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祖宗法度亦是为保社稷安宁，若法度僵化，反成束缚手脚之绳索，要之何用？御营军编制，正是为应对此前所未有之危局而设，乃革新之举，何来不合体制之说？”
最后，他面对那些言辞最激烈的言官，目光锐利：“至于所谓‘培植私党’、‘拥兵自重’，更是无稽之谈！孤乃大明储君，整军只为强兵，强兵只为卫国！御营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的是大明的江山，是陛下的都城！岂容以私心揣度？设立讲武堂，是为培养忠君爱国、通晓军事之人才，以备国家驱策，何来‘私党’之说？莫非诸位认为，只有不通兵事、只知空谈的文人，才于国有利吗？！”
他这番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直接将问题的核心拉回到了“强兵卫国”的现实需求上，并对文官集团的迂腐和恶意揣测进行了有力反击。
朝堂之上，一时鸦雀无声。不少武将面露赞同之色，甚至有些中低阶文官也觉得太子所言切中时弊。
然而，文官集团的核心力量并未退缩。首辅温体仁终于缓缓开口，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殿下忧心国事，锐意进取，其心可嘉。然扩军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京营、各边镇若皆效仿殿下，纷纷要求扩编，朝廷将何以应对？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且兵权之事，最需慎重。陛下，”他转向崇祯，“臣以为，御营军战功当赏，然扩军之议，关系重大，还需从长计议，交由部议细细斟酌才是。”
“臣附议！”
“温阁老所言极是！”
“请陛下圣裁！”
支持温体仁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他们将问题从“该不该扩”巧妙转移到了“程序是否正确”、“后果是否可控”上，这是典型的官僚拖延战术。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到了崇祯皇帝身上。
崇祯端坐龙椅，面色沉静，内心却如同沸水般翻腾。他内心是倾向于同意的！太子的能力在此战中已经得到证明，御营军的表现也让他看到了强军的希望。他何尝不想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精锐？扩军八千，若能成真，无疑将极大增强朝廷，尤其是皇室直接掌控的武力。
但是，文官集团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深知这些文臣的能量，他们掌控着舆论、影响着朝局。若强行下旨，必然引来无数的谏诤、非议，甚至被扣上“纵容储君、动摇国本”的帽子。他刚刚因为太子立功而有所缓和的父子关系，以及朝堂暂时稳定的局面，都可能因此再度紧张起来。
他既需要太子的能力来维系江山，又无法完全无视文官集团的压力。这种夹缝中的挣扎，几乎是他皇帝生涯的常态。
沉默了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久，崇祯终于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沙哑：
“太子所奏，朕已览悉。御营军之功，朕心甚慰。扩军之请，亦是为国筹谋……然，温先生及诸位爱卿所言，不无道理。此事……关系兵制国帑，确需慎重。”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这样吧，御营军此次作战，伤亡颇重，准其先行补足原有六千员额之缺。所需粮饷兵甲，由兵部、户部会同东宫，酌情拨付。至于……扩编至八千员额，及设立辅兵、讲武堂等事，容后再议。交由……兵部详议后，再行奏报。”
这是一个典型的和稀泥式的决定。同意了补充伤亡，算是部分满足了朱慈烺的需求，安抚了军方。但对于最核心的扩编和制度创新要求，则用了“容后再议”、“交由部议”的方式拖延了下去，既没有当场驳回让太子过于难堪，也没有立刻批准触怒文官集团。
“陛下圣明！”温体仁等人立刻躬身领旨，对这个结果显然满意。
朱慈烺心中叹了口气，知道这已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他也躬身道：“儿臣……遵旨。”声音平静，听不出喜怒。
朝会在一片微妙的气氛中结束。
退朝后，朱慈烺与曹变蛟并肩走出皇极殿。
曹变蛟低声道：“殿下，看来阻力比预想的还大。”
朱慈烺望着紫禁城上空那片被宫墙切割开的蓝天，目光深邃：“无妨。至少，我们拿到了补充缺额的许可。至于其他的……‘容后再议’？那就让我们用行动，让他们不得不‘议’！讲武堂和辅兵体系，我们可以先以‘试行’、‘摸索’的名义，在东宫和御营内部，小范围地先做起来！有些事，未必需要等到那道正式的旨意。”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朝堂之争，他不会退缩，但也不会傻傻地等待。扩军之争，只是开始。他要在这权力的夹缝中，一步步地，将自己的理念和力量，扎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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