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这番话，看似在阐述一个普世的道理，实则字字如刀，直指卢祖尚内心。
这种将“特权”与“责任”捆绑，将“利益”与“义务”对等的言论，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全新的政治逻辑和权力合法性论述。
卢祖尚听在耳中，心中已是波涛汹涌。
他明白，秦时并不是在向他询问，也不是在和他商量，而是无比霸道的在宣示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秩序规则：
第一，特权不是白得的，是需要用 “承担责任” 来交换的。士族“偷税漏税”、“兼并土地”等行为就是在逃避责任，因此其特权合法性正在丧失。
第二，天策府并不是在党同伐异，而是“迫使特权阶层履行相应责任”，是“替天行道”，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的正义之举。
第三，未来若是秦王当政，在其主导的新秩序下，权力-责任对等将是基本原则。无论皇室、新贵还是愿意合作的旧士族，都必须遵守这一规则。服从这一规则，才能在游戏中继续玩下去。
此时的秦时，在卢祖尚的眼中，已经成为最可怕的人物之一。
他明白，即使他已经在心中将对这位年轻人的评价连续提高，但还是远远将其低估了。无论是智慧还是志向，对方都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对方竟然是要构建一个更公平、更高效的新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你的位置取决于你承担了多少“责任”（即贡献），而不是你的祖宗是谁。
卢祖尚身经百战，自负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但此刻他的身体却在轻微的颤抖，因为他知道，他接下来的回答，将会决定他自身乃至家族的命运。
秦时没有回答他具体利益的询问，而是反问：你是想跟着旧船沉没，还是跳上新船，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拒绝，则是与秦王集团为敌，后果很可能是家族产业被清算，个人在政治军事上被边缘化甚至清除。
接受，意味着他在思想上“投降”，承认秦时代表的秩序更合理。这能换取家族的安全过渡和个人的政治前途，但需要与所有的传统士族为敌。
毫无预兆的，他就突然站到了决定自己乃至整个范阳卢氏命运的十字路口。
秦时微笑的看着卢祖尚，等待着他的答案。能听懂并认同这套逻辑的，才是有远见、值得争取的“同志”。
如果卢祖尚的答案不符合预期，秦时会立刻动用天策府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将这位刚到长安的禁军将领再次赶出长安。或许，到边境吃沙子更适合他一些。
卢祖尚深吸一口气，没有直接回答“然否”，而是将问题抛回。
“景玉所言，振聋发聩，卢某心神俱震。然……你所言之责任如何界定？界限又在何处？”略一停顿，让心绪平和一些，卢祖尚继续说道，“我范阳卢氏，诗礼传家，子弟或耕读，或出仕，或戍边，向来以忠君爱国、抚恤乡里为己任。
族中田亩，按旧制纳粮；家中商队，税赋亦从未短缺。景玉以为，卢氏之‘责’，是未尽，还是已过？”
卢祖尚的话让秦时眉头微挑，此人比他预想的更加聪明。
这一番话可谓绵里藏针，首先认同秦时说的大道理，占据道德对话基础。
然后立刻提出核心质疑，“责任”标准是什么？谁来定？界限模糊，就可能变成无限追索的借口。
最后要求秦时就范阳卢氏的具体个案做出表态。
秦时看着卢祖尚，眼中的欣赏之意更甚，“卢兄问得好。责任如何界定？秦某以为，当以国法为准绳，以实事为依据，以天下公义为权衡。”
秦时伸出第一根手指，“其一，国法。过往旧制，多有漏洞，致使硕鼠藏于仓廪，损公而肥私。
如今朝廷当整饬法度，厘定新规，正是要划清这条界限。依法则尽其责，违法则追其究。
卢氏过往守旧制，是循旧例；往后所依的，是新法。新法大势所趋，非单单针对一家一族，乃为天下计。”
（定调：将拟定新法，拔高到“国家法律改革”和“历史大势”的层面，任何人和任何家族都必须顺应。）
“其二，实事。”秦时伸出第二根手指，语气微沉，“范阳卢氏，名门望族，自有其贡献。
卢兄戍守光州，保境安民，此乃武勋之责，天下皆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然，家族庞大，枝蔓繁多，岂能保证每一房、每一支、每一处产业，皆如卢兄这般清明守法？
时长安所见，可谓触目惊心。清浊并流，清者亦受浊之累。
卢氏之‘责’，不在已尽几分，而在能否引领族众，涤浊扬清，主动适配新法，成为天下士族之表率。”
（分化与捧高：肯定卢祖尚个人功劳，但指出家族内部必有污浊。将“责任”从被动守法，转化为主动引领变革，给予更高的政治定位和道德压力。）
“其三，天下公义。”秦时身体微微前倾，伸出第三根手指，“卢兄，你可知关中一普通农户，岁入几何？赋税几何？徭役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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