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搞钱计划肯定不能一上来就搞全国推行的，甚至直接在关中道推行都不可能。因为阻力实在太大，强行推动会动摇国家根基。
所以，裴寂给李渊出的主意是搞试点，拿距离长安最近两个州来弄。
李渊同意了，并在正月十五的大大朝会后正式颁布了诏书。
距离长安最近的两个州是华州（今陕西华州，治所郑县，距长安180唐里）和同州（今陕西大荔，治所冯翊，距长安260唐里），都是当地士族与豪强实力极强的地方。
华州，核心士族代表是弘农杨氏，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古老家族，在东汉时期创下“四世太尉”底蕴。
前隋时期，父祖属于关陇军事集团的隋文帝杨坚都自称出自弘农杨氏，希望借助其名门望族的声望，提升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最近的杨氏的代表人物，就有隋时的杨素、杨玄感父子，此时的宰相杨恭仁和未来的宰相杨师道。
其次是华阴郭氏，西汉起扎根，武德时已为地方士族。后来的郭子仪就出身于这个家族。
渭南白氏，白居易家族，先祖居下邽，后迁渭南，武德时为当地着姓。
除了根深蒂固的士族之外，华州的当地豪强同样不可小觑。
庞氏，大将军庞玉所在的家族，武德初为华州刺史兼总管。庞氏为当地豪强，以军功入唐，封韩国公，武德四年后调任。
渭南县翟氏、杨氏，两族为地方乡望，武德时在当地的影响力很大。
而同州这边，虽然没有弘农杨氏那样的顶级士族，但同样复杂。
士族代表为朝邑独孤氏，腾国公独孤修德于武德七年初被李渊任命为同州刺史兼都督，家族为关陇贵族分支，武德年间为同州军政首望。
下邽姚氏，家族为同州着姓，武德时已声望渐起。
冯翊张氏、王氏，地方大姓，武德年间多任县吏、乡官，为同州基层治理核心力量。
韩城薛氏、党氏，为黄河沿岸豪强，控制渡口与盐业，绝对的地方实力派，也是李渊搞钱的首要目标。
除此之外，同州掌握军事力量的地方豪强，比华州更难对付。
冯翊孙氏，家主孙华为隋末冯翊人，自号总管举兵，后降唐。武德初开始为同州豪强代表，掌地方武装。
沙苑牧场的牧主与军将们，同州沙苑为唐牧监重地，牧主多为地方豪强，兼掌军马与土地，武德时期的同州刺史也只能在名义上对其节制。
合阳周氏、樊氏，两家皆为当地坞堡主，武德时负责地方治安与征调。
简单的说，两州士族多属关陇集团，与唐廷关系紧密；豪强则以军功、坞堡、资源控制立足，为地方稳定支柱。
想从这两块地方割肉，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当然，李渊选择这两块地方下刀，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拿华州来说，华州在唐初的人口赋税都能达到上州水平。且因地处京畿周边，被划分为畿州，归雍州管辖。主要负责人是雍州牧李世民同志，当时的刺史兼潼关镇将也是李二嫡系的史万宝。
最难啃的弘农杨氏话事人杨恭仁是李渊一手提拔的宰相，在这种问题上必须和李渊统一立场。李渊多半也早就和杨恭仁有过商议，所以杨氏多半不会带头对抗新法。
弘农杨氏都老实了，其他小角色二郎你还搞不定？
再说同州，这同样是一个上州，油水很厚。而且士族实力一般，略微麻烦的是那些握着军权的豪强草莽。
所以，李渊将自己的嫡系独孤修德派过去担任刺史、都督，掌军政大权。既扶持独孤修德在当地扎根，同时也利用独孤修德削弱地方豪强与军头，为他捞钱。
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些士族与豪强真的不识时务，甚至有不轨之举。这么近的距离，长安大军可以朝发夕至，镇压一切！
只要新法能在这两个州推行成功，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外扩张。
同时也是向所有士族豪强释放信号——皇权要收回部分经济利益，且先从“自己人”（关陇根基之地）开刀，观看这些士族、豪强的反应。
至于这种向“自己人”开刀，会不会寒了关陇集团的心。若推行不当，会不会被天下人视为“刻薄寡恩”、“与民争利”，损害统治根基。
办好了，是陛下圣明、朝廷得利；办砸了或引发动荡，则是秦王或是独孤修德无能或怀柔过度。李渊便有理由介入、分权、问责，总之，他左右不吃亏。
李渊的算盘珠子拨的贼溜，但这道政令确是正中李二和秦时下怀。
华州的士族与豪强大多都是站队李建成的，这道政令属于是给了天策府一个名正言顺整合华州并削弱士族、豪强的机会。
在天策府的内部会议上，秦时表示，“对付这些人，就不能和他们‘高说好商量’的来。
弘农杨氏虽然表面上答应配合新法，但是一定会在后背使坏。那些士族、豪强就会有样学样，致使新法难以实质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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