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心观侧殿的小屋内，煤球炉子散发着微弱的热量，却驱不散陈建国身上的寒意和屋内的凝重。在陆涛平稳而具有压迫感的询问下，陈建国断断续续，但还算完整地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马国华……大概六年前找到我。那时我刚和我叔叔陈伯吵完架，因为他觉得我把他一些手稿偷偷拿去给书商估价，想卖掉……其实我就是想换点钱。”陈建国低着头，声音发闷，“马国华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事，他找到我，说非常欣赏陈伯的学问，认为那些关于地脉、古法堪舆的研究是‘被埋没的都市人类学宝藏’，他们基金会正想支持这类民间智慧的系统性整理和现代诠释。”
“他给了我启动资金，帮我注册了‘地脉人文研究所’，其实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头一年，主要就是整理陈伯留下的笔记、手稿、还有他那个沙盘，拍照、扫描、分类，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在基金会内部刊物和几个小众文化论坛上发表。马国华很满意，给的资助也按时到账。”
“第二年，马国华说，光是整理文献还不够，要做‘活态研究’。他让我根据陈伯笔记里提到的一些可能有‘特殊地气’的地点，去做实地走访和记录，最好能结合一些简单的环境测量，比如记录温度、湿度、磁场微变、甚至地下水的声音……他说这是‘跨学科尝试’，让古老感知与现代数据对话。”
陈建国说到这里，脸上露出困惑和后怕交织的神情：“我就是个半吊子，哪懂什么环境测量。但马国华很快介绍了邱志业过来，说邱老师是环境工程方面的专家，可以指导我。邱老师……他确实懂很多，带来了不少小巧的仪器，有些我根本没见过。我们开始按照陈伯笔记里的线索，一个一个地方跑。有些地方现在都变了样，比如老码头那边，当时还没那么破败；有些地方在西郊山坳里，很难找。”
“测量数据都是邱老师负责记录和分析。他偶尔会跟我说一点，比如某个地方‘低频振动异常’，某个地方‘地电有规律波动’。我当时觉得挺神奇，好像真能用科学仪器验证我叔叔那些玄乎的说法。马国华对我们‘初步发现’非常兴奋，加大了拨款，让我们扩大勘测范围，还要求建立更系统的档案，绘制更精细的地图。”
“就是那时候，账上的支出开始变多，名目也杂了。雇临时工帮忙搬运仪器、向导；购买更专业的设备，很多是邱老师指定的型号，有些通过基金会渠道进口，有些通过一家叫永泰的贸易公司；还要支付一些‘专家咨询费’，给几位我从未见过面的所谓‘学术顾问’。”陈建国指了指那箱账册，“所有这些，我都按要求记了账，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马国华那边也要复核。”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陆涛问。
陈建国缩了缩脖子：“大概是项目进行到第三年中的时候。邱老师要求勘测的点越来越偏，有些甚至是废弃的工厂地下、封闭的防空洞、或者私人承包的水库附近。测量内容也变了，不再仅仅是环境数据，他开始采集土壤、岩石样本，甚至在一些点位打很浅的孔，放置一些需要长期供电的小型监测设备。我问过邱老师这些是测什么的，他只说是‘深层地质构造和能量流研究’，是基金会高层指定的重点方向。”
“更让我不安的是，”陈建国声音更低，“邱老师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我，单独带人去一些点作业。拿回来的数据和样本，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讨论了。我问马国华，马国华就安抚我，说项目进入深水区，有些涉及专利和商业机密的技术细节，我需要签署更严格的保密协议才能接触。我……我当时有点怕，也觉得可能真是自己水平不够，就没再深究。”
“直到大概两年前，”他深吸一口气，“马国华突然通知我，说基金会的战略方向调整，我们这个项目‘阶段性目标已完成’，决定结项。研究所解散，剩余资金作为我的‘项目终结补偿’。他要求我交出所有原始数据、样本、手绘地图和研究笔记，包括陈伯的那些原件。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陈建国看了一眼那箱账册：“重要的测量原始数据，大部分在邱老师那里，我交出去的主要是整理后的报告和扫描件。陈伯的一些关键手稿原件，我偷偷复印了一份藏起来。还有这些账本……我知道里面有些支出不对劲，特别是后期通过永泰公司走的几笔大额设备款，还有给那些陌生‘顾问’的高额费用。我怕以后说不清，就把所有凭证、合同、银行流水，能复印的都复印了一份。马国华催得急，大概也没想到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敢偷偷留底。”
“项目结束后，你和马国华、邱志业还有联系吗？”老张问。
“马国华给完钱就联系不上了，听基金会其他人说他出国考察了。邱老师……后来听说他去了那家基金会当什么‘园林顾问’，我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大概半年前，我听说之前跟我们一起跑过野外的一个年轻临时工，晚上喝酒回家掉河里淹死了。另一个负责开车搬运仪器的，在山里运货时车翻下悬崖，人没了。然后……我叔叔陈伯，也突然发病走了。”陈建国脸色发白，“我越想越怕，总觉得这些事和我们当初跑的那些地方、测的那些东西有关。我不敢待在家里，就找到这个早就没什么香火的道观，跟观里老道士有点远亲，给了点钱，躲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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