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九年（公元198年）春，在彻底消化了官渡之战的胜利果实，并与曹操、刘备达成《官渡之盟》后，吕布集团迎来了其势力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随着北方四州（并、幽、冀、青）及司隶、豫、兖部分郡县的渐次平定，一个空前庞大的北方帝国已初具雏形。此刻，定鼎天下之中、彰显正统威仪，便成了吕布及其谋士们下一步的核心考量。
迁帝还都，改元建安
吕布首先做的，便是将那张最重要的政治王牌——汉献帝刘协，从偏居一隅的并州阴馆，隆重地迎回了故都洛阳。尽管洛阳城历经董卓焚毁、战乱破坏，依旧残破不堪，但其作为东汉两百年国都的象征意义，是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在数万精锐并州军的护卫下，天子銮驾浩浩荡荡抵达洛阳。吕布亲自于城外三十里迎接，态度恭谨，做足了“匡扶汉室”的姿态。随即，他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名义，宣布“奉驾还都”，并下令征发民夫，拨付钱粮，开始大规模修复洛阳宫室、城墙，力图尽快恢复这座帝都的起码气象。
与此同时，在贾诩、徐庶等人的建议下，以天子名义下诏，改元“建安”，取“建立安定”之意，昭示着结束动荡、开启新篇的政治愿望。诏书颁行天下，宣告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在经历了长安的混乱与并州的偏安后，终于重返雒阳！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极大地提升了吕布集团的正统性和号召力，使得吕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姿态更加名正言顺。
洛阳，临时大将军府（设于原南宫残存殿宇）。
贾诩已自长安抵达洛阳，与徐庶一同，成为了吕布身边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这一日，吕布召集核心文武，商议下一步大计。
贾诩首先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低沉：“主公，如今陛下已还都洛阳，年号已更，天下瞩目。然，名器未正，则赏罚难行。主公虽位极人臣，然大将军之名，已不足以彰显主公扫平北地、迎奉天子之功勋，亦难以酬谢麾下文武浴血奋战、开拓疆土之劳。”
徐庶接口道：“文和先生所言极是。主公现据有并、幽、冀、青、司隶一部，豫、兖亦有其土，疆域之广，实力之雄，冠绝诸侯。若主公名位不显，则麾下将士封赏亦受限制，恐寒了功臣之心。自古功高莫过于救社稷、安天下，主公之功，已非人臣所能酬。当进位国公，加九锡，开府仪同三司，方可名正言顺，总揽朝纲，赏功罚过！”
进位国公！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步骤。在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国公已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极致，拥有极大的自治权和崇高的地位，几乎是通往更高权位的必经阶梯。
吕布端坐主位，听着两位心腹谋士的进言，心中波澜涌动。他扫视下方，张辽、高顺、马超、张合等将领眼中皆流露出期待与兴奋。他们追随吕布浴血厮杀，除了信念与忠诚，自然也渴望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主公进位越高，他们所能获得的封赏自然也越厚。
“文和、元直之言，甚合吾意。”吕布缓缓开口，声音洪亮，“既为天下计，为将士计，此事便依二位先生所议，着手操办！具体礼仪典章，由文和总揽，元直协理。”
“诺！”贾诩与徐庶躬身领命。此事定下，意味着吕布集团将正式从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向一个具备完整国家雏形的政治实体迈进关键一步。
袁氏余孽，追亡逐北
议定进位之事后，话题转向了北方的隐患。徐庶呈上一份简报：“主公，据幽州、并州边报，袁本初败亡后，其子四散。长子袁谭，收拢部分残兵及渤海船只，已浮海东渡，不知所踪，疑似前往辽东或三韩之地。次子袁熙，率部众万余，北上投奔了高句丽。三子袁尚，则带着最忠心的一部分精锐，远遁漠北，似有依附鲜卑部落之意。”
众将闻言，议论纷纷。张辽道：“主公，袁氏虽败，然其子犹存，恐为后患。末将请命，率军追剿，永绝后患！”
马超也跃跃欲试：“末将愿往漠北，擒拿袁尚！”
吕布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看向贾诩和徐庶：“文和、元直，你二人以为如何？”
贾诩与徐庶对视一眼，由贾诩开口道：“主公，袁谭浮海，袁熙投高句丽，此二者，地处偏远，气候、地理于我大军不利，且其势已微，短期内难以构成威胁。若贸然兴师远征，耗费巨大，得不偿失。可令幽州、青州加强海防，严密监视即可。”
徐庶补充道：“然，三子袁尚，遁入漠北，意图依附鲜卑。漠北胡人，向来是我北疆大患。若让袁尚与鲜卑勾结，以其名望煽动诸部，则北疆恐永无宁日，将极大牵制我军精力，影响主公南下大计。此獠，必须追捕，以绝后患！”
吕布沉吟片刻，他深知北方胡患的麻烦，历史上多少中原王朝被其拖垮。袁尚若真与鲜卑勾结，确实后患无穷。
“便依二位先生之见！”吕布决断道，“文和，追捕袁尚之事，由你全权负责，可调动幽、并边军，联络熟悉漠北地形之向导，务必擒杀袁尚，震慑胡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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