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当塞缪尔·戈德曼面对赫里伯特·梅尔先生那双如同褪色蓝瓷片一样的眼睛，并意识到其中蕴藏着的恐怖时，他总会回想起那个雨水连绵、将他带到圣伊格纳西奥的遥远下午。
1957 年的秋风刚掠过亚马逊雨林的边缘，就被圣伊格纳西奥小镇的热浪吞噬了。
塞缪尔?戈德曼骑着他那辆1950年产的宝马R25摩托车，在布满碎石的公路上颠簸了四天四夜。
他此刻心如止水，就像他坦荡而没有波澜的胃部一样。
他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可往外吐了。
他背上的背包里是一卷自己宝贝得不行、其他人擦屁股都嫌锋利的稿纸。曾几何时，这是他未完成的战后学术反思论文，主题是 “麦卡锡阴影下的历史真相” 。
尽管深埋在背包的深处，这卷手稿仍像一块烙铁，贴着他的后背。汗水层出不穷，提醒着他为何逃离北美。
——三个月前，哈佛大学的听证会上，他拒绝在麦卡锡主义的黑名单上签字，拒绝指证同事饱受怀疑的身份，于是辞去了教职。
这并不稀奇，据说那位曾经为了抗击纳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在业内鼎鼎大名的考古学教授琼斯博士，也被解除了教职。
于是，塞缪尔骑着摩托车向南穿越整个美洲大陆，追寻父亲临终前反复念叨的 “南方的秘密”。
父亲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胸口留着集中营编号的烙印，是一个短促的数字编号，但它带来的影响是持久且令人不安的。
父亲晚年被噩梦缠得形销骨立，弥留之际只抓着塞缪尔的手，眼神涣散地重复：“《南方的遗忘之书》…… ” 这句话像一枚生锈的铁钉，钉在塞缪尔的心头。直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找到一本 19 世纪传教士的日记残卷，里面提及 “雨林深处藏有一本记录流亡者与土着秘事的《遗忘之书》”，才毅然踏上这场前途未卜的旅程。
摩托车的引擎在进入小镇边界时发出一声疲惫的嘶吼，像一头濒死的铁兽，喘息着、颠簸着，终于在一阵仿佛能咳出肺叶的颤抖后，停在了镇广场唯一一条像样的街道尽头。
塞缪尔摘下被尘土染成红褐色的护目镜，露出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眼窝深陷，带着犹太民族特有的相貌特征。
他的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领口磨得起了毛边，袖口沾着沿途修车时蹭到的油污，脖子黑得像大车的车轴。背包里除了手稿和几本关于南美土着文化的着作，还有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
—— 照片里的父亲穿着西装，笑容温和，那是他被押往集中营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正义不会被遗忘”。
圣伊格纳西奥像一块被上帝遗弃在雨林边缘的脏抹布，房屋低矮破败，墙皮剥落处露出暗红色的土坯，屋顶覆盖着棕榈叶，在烈日下卷曲成焦黄色。街道上坑洼不平，积满了浑浊的雨水，几只瘦骨嶙峋的狗趴在阴影里吐着舌头，眼神麻木得像是见证了太多不该见证的事情。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
——雨林特有的潮湿腐殖土味、河边渔民晾晒的鱼干腥味、远处军政府兵营飘来的柴油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旧皮革与雪茄混合的陌生味道，格格不入地悬浮在热浪中。
“停下！检查！” 两名穿着橄榄绿军装的士兵从路边的检查站走出，他们的步枪是二战剩余的美式M1加兰德，枪托上刻着模糊的士兵编号，军帽下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眼神里带着独裁统治下特有的暴戾与倦怠。
检查站的木牌上用红漆写着 “严禁发放传单，违者格杀勿论”，旁边贴着一张巨大的宣传画，画中的军政府领导人穿着笔挺的军装，目光威严地俯视着过往行人，宣传语是 “秩序带来繁荣，混乱通向毁灭”。
塞缪尔熄了火，从背包里掏出护照和一份早已准备好的 “学术考察证明”，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他很清楚，自己的姓氏 “戈德曼” 在任何与德国相关的地方都可能引来麻烦，而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在麦卡锡主义席卷全球的50年代，既是通行证，也可能变成墓志铭。
士兵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护照，指尖沾满了油污。
“犹太人？美国人？”
其中一个士兵突然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道，
“现在的美国人，不好好在家里数钱，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做什么？” 他的目光扫过塞缪尔背包上挂着的十字架——这是他用来掩饰犹太身份的伪装。
“我是历史学家，” 塞缪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来研究当地的土着文化。” 他指了指车后座捆着的几本学术着作，封面上印着阿兹特克文明的图腾，“我已经获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推荐信，这是证明。”
另一名士兵接过考察证明，凑到检查站的煤油灯旁翻看，灯光照亮了他脸上在内战期间留下的刀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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