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一年的秋天，浙江余姚下了半个月的雨。
田里的晚稻泡在水里，穗子都黑了。
县衙门的青砖墙上长出一层暗绿的苔，湿漉漉地往下滴水。
九月初三，雨暂时停了。天还是阴着，云层压得很低。
余姚城外二十里，王家村。村东头有座土坯房，三间屋，围着竹篱笆。院里种着几畦菜，被雨打得东倒西歪。
辰时刚过，村里来了七八个人。都穿着寻常布衣，但脚步很稳，腰间鼓鼓囊囊的。领头的是个瘦高个，四十来岁，脸上有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他敲了敲篱笆门。
屋里出来个老人，六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背有点驼。他手里拿着本《千家诗》，抬头看见来人，愣了一下。
“王先生？”疤脸汉子拱了拱手，“县学李教谕让我们来，请先生去商议明年童生试的事。”
老人眼神闪了闪，放下书。“请稍等，我换身衣裳。”
他转身进屋。疤脸汉子朝身后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悄无声息地绕到屋后。
屋里传来轻微声响，像木头摩擦。疤脸汉子脸色一变，踹门冲进去。
后窗开着，窗台上半个湿脚印。老人不见了。
“追！”
七八个人散开，往屋后山林里扑去。疤脸汉子站在原地，环视这间简陋的屋子——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架上整整齐齐摆着几十本书，都是蒙学读物和四书集注。
他走到桌前。桌上摊着纸，墨还没干。纸上抄着半首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最后那个“深”字，只写了一半，一竖拖得很长，墨迹凌乱。
疤脸汉子拿起那张纸，对着光看。纸是普通的竹纸，墨也是寻常松烟墨。但抄诗的笔法，起转收束间，隐隐能看出旧时宫中学过的馆阁体影子。
他把纸折好，揣进怀里。
两个时辰后，老人在山涧边被找到。他坐在一块青石上，袍子下摆湿透了，鞋丢了一只，赤脚踩在泥里。看见来人，他没跑，只是叹了口气。
“走吧。”他说。
疤脸汉子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朱慈焕？”
老人没应，慢慢站起身。雨水顺着花白的头发往下淌。
当天下午，一辆密封的马车离开余姚，往北去。车里除了老人，只有疤脸汉子。车帘拉得严实，透不进光。
路上走了二十多天。九月廿八，马车进了北京城。
张砚是九月廿九早上知道消息的。点卯时，吴良没出现，来的是个面生的中年太监，姓刘，说话尖声细气。
“今日歇工。”刘太监说，“都待在屋里，别出来走动。”
周伯低声问：“出什么事了？”
刘太监瞥他一眼：“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知道。”
一整天，摹形司异常安静。没有复诵声，没有脚步声，连平时送饭的杂役都没来。张砚从窗缝往外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落叶被风吹着打转。
傍晚时分，吴良回来了。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像是几天没睡。径直走进记录室，扫了一眼三人。
“收拾东西，搬。”
“搬去哪儿？”陈焕问。
“怀旧轩。”吴良说，“今后一个月，吃住都在那边。带上铺盖和换洗衣裳。”
怀旧轩在后院最深处，是个独立的小院，平时锁着。张砚路过几次，只看见高高的院墙和紧闭的黑漆门。
三人抱着行李跟着吴良走。穿过两道月洞门，眼前豁然开朗——是个挺宽敞的院子，正面三间屋，东西各两间厢房。院子里种着棵老榆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哗响。
正屋门开着，能看见里头已经布置好了：三张床，三张书桌，靠墙立着几个书架，摆满了空白册子和笔墨。
“东厢是灶房和净房，西厢空着，别进去。”吴良站在正屋门口，“从明天起，你们就住这儿。每日记录的东西，酉时前交给我，我亲自来取。”
“记录什么？”张砚问。
吴良看着他，慢慢吐出两个字：“真身。”
那天晚上，张砚没睡踏实。半夜里听见西厢有动静，很轻的脚步声，来回踱步，然后是一声极低的叹息，苍老，疲惫。
第二天一早，吴良带着他们进了西厢。
屋里光线很暗，窗户都用厚木板钉死了，只在高处留了两个巴掌大的通风口。靠墙摆着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床上坐着个人，正是张砚在窗缝里瞥见的那个老人。
他穿着干净的灰色囚衣，头发梳得整齐，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但仔细看，能看见他手指在微微发抖。
吴良走到床边，语气恭敬：“先生，这三位是记录员。从今天起，他们会陪您说说话，记下您想说的任何事。”
老人抬起头。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与这昏暗的屋子格格不入。“记什么？”声音沙哑，带着浙江口音。
“记您记得的事。”吴良说，“小时候在宫里的，后来在民间的，什么都行。想到什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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