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九年。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眼角生出皱纹，鬓角冒出白发。也足够让一些事变成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早起点卯，记录，比对，整理，下值，回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有些事，时间越久，越不自然。
六月十五那天，张砚在整理一批新到的口供。是四川巡抚送来的，说在川东抓到几个“朱三太子余党”，供词里提到了崇祯皇帝的“遗诏”。他一份份看，抄录，比对，和之前的版本核对。
抄到第三份时，他的手忽然抖了一下。
那份口供里，有个细节：说崇祯皇帝上吊前，在袍子上写了一行血书，内容是“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这个细节，张砚记得在康熙二十五年的某份记录里见过，但当时是写在衣带上的，不是袍子。
他起身去档案架，找到康熙二十五年的那份。翻开一看，确实是“衣带遗诏”，不是袍子。
两份记录，时间相隔十四年，地点相距千里，细节却有出入。按规矩，他应该标记出来，等吴良决定用哪个版本。
但他没标记。
他坐在那里，盯着两份记录，看了很久。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哪个是真的？还是两个都是假的？或者……真的那个，早就被改掉了？
这念头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蝉鸣聒噪，屋里闷热，汗水把薄衫浸湿，黏在身上。
他忽然想起怀旧轩里，朱慈焕说的那句话：“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假的，比我更像‘朱三太子’。”
又想起洪洞县的王氏，眼角那滴眼泪。
再想起聊城那三个副本，临死前可能有的困惑。
最后，想起他自己。
二十年了。他在摹形司二十年，经手过无数份口供，修改过无数个细节，参与过“博学鸿儒”的筛选，见过“半活人”，见过副本的生死。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旁观者，是记录者。
可有没有可能……他也是被记录的？
这个念头冒出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会的。他对自己说。我是张砚，绍兴人，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早逝，在县学读过书，在衙门做过书吏，康熙十八年被征召进摹形司。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真的清楚吗？
他闭上眼，努力回忆童年。
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四五岁，在绍兴老家的院子里，母亲在井边洗衣服，他在旁边玩泥巴。阳光很好，母亲哼着歌，是江南小调，软软的，听不清词。
这个画面，很清晰。但他忽然发现，画面里只有母亲的背影，看不见脸。
他想不起母亲的样子。
他又想父亲。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教他识字，背《三字经》。他记得父亲的手，很瘦，握笔时指节发白。记得父亲的书房，靠墙一排书架，堆满了书。记得父亲常说的话：“砚儿，好好读书，将来考功名。”
这些细节，都清楚。
但父亲的相貌呢？他努力想，只能想起一个模糊的轮廓：清瘦，长须，戴方巾。具体眉眼，想不起来。
这不正常。他在摹形司二十年，见过太多人被“校准”记忆。那些被灌输的记忆，往往细节丰富，但缺乏第一人称的情感温度。就像看别人的故事，虽然知道情节，但感受不到切身的喜怒。
他的记忆，会不会也是这样？
张砚坐起身，点燃油灯。昏黄的光照亮屋子，墙上投出他摇晃的影子。
他走到桌前，摊开纸，提笔写下自己的生平：
“张砚，字子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父张守仁，塾师；母陈氏，早逝。康熙五年（1666年）入县学，康熙十五年（1676年）为绍兴府衙书吏，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摹形司……”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
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
他自己的记忆？还是摹形司的档案？
他想起康熙十八年刚进摹形司时，吴良让他填过一份履历表。表上要求写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家世、经历。他当时是怎么填的？
他努力回忆。好像……好像是吴良问，他答，旁边有人记录。有些细节，比如母亲去世的具体年份，他当时犹豫了，吴良说“大概就行”。
后来那份履历表，他再也没见过。
会不会……那份表，就是他的“基础设定”？像那些副本的“背景故事”一样，被录进档案，然后一点点“充实”进他的记忆？
张砚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上来。
他放下笔，在屋里踱步。窗外的蝉鸣还在响，一声接一声，像在催促什么。
不行，他得验证。
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
怎么验证？
他想起了那些副本的校准过程——用真实的朱慈焕做尺子，对比副本的记忆，找出差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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