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早春，北京城冷得透骨。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刚过，街上还挂着褪色的灯笼，在寒风里晃晃悠悠。护城河结了一层薄冰，灰白色的，底下是黑沉沉的河水。
摹形司里，空气比外面还冷。
正月底开始，内务府那边来了几拨人，都是生面孔，穿靛蓝绸袍，腰里系着黄带子，说话不紧不慢，但每句话都像刀子。他们一来，吴良就得陪着，在里间一谈就是大半天。出来时，吴良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
张砚知道，这是为“玄黄一号”失控的事。一个花了无数心血、耗了无数银子的终极副本，不但没按计划走上刑场，反而逃了，还在外面搞风搞雨。内务府要问责，摹形司首当其冲。
二月初三那天，清洗开始了。
早上点卯时，吴良没来，来的是内务府的一个太监，姓高，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去过摹形司的那个高公公。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但眼神更锐利，像能扎穿人。
“奉上谕，”高公公尖着嗓子，“摹形司办事不力，致要犯脱逃，祸乱地方。即日起，司内人员一律禁足，听候审查。”
屋里鸦雀无声。两个年轻记录员——郑、王二人，脸色煞白，手在桌子底下发抖。张砚垂着眼，盯着地面青砖的裂缝，心里倒很平静。该来的，总会来。
审查很简单，也很粗暴。每个人被单独叫进里间，高公公问话，旁边有人记录。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何时入司？负责何事？与“玄黄一号”有何接触？可知其逃亡计划？
问完，就让人回自己屋里待着，不准外出，不准串门。
张砚是第三个被叫进去的。里间除了高公公，还有吴良，坐在一旁，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张砚？”高公公翻着手里的册子，“康熙十八年入司，二十六年记录员，四十六年参与‘玄黄计划’，负责生平档案整理及人性观察记录。对吗？”
“对。”
“你跟‘玄黄一号’接触最多，说说，它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
张砚如实说：从去年六月开始，眼神变了；七月提出要外出；八月逃亡路上自作主张；九月彻底失控。他说得很细，但也很客观，不带个人判断。
高公公听着，不时瞥一眼吴良。吴良一直没抬头。
“它逃跑前，跟你单独说过什么？”高公公问。
张砚想起“玄黄一号”最后那句话：“游戏才刚开始。”但他没说。只说：“它说多谢栽培，后会有期。”
“就这些？”
“就这些。”
高公公盯着他看了几秒，挥挥手：“下去吧。”
张砚退出来。回屋的路上，他看见两个杂役被绑着押出去，嘴里塞着布，呜呜地叫。是平时负责给“玄黄一号”送饭、打扫的人。他们知道的最少，但也最容易被牺牲。
接下来的三天，摹形司像个大监牢。每天两顿饭，有人送到门口；不准出屋；夜里有人巡查。张砚待在屋里，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看着屋顶的椽子。椽子是柏木的，年深日久，被烟熏得发黑，结着蛛网。
他在想，“玄黄一号”现在在哪儿？还在山东？还是去了江南？或者……就在北京城外？
也在想吴良。吴良这次，怕是躲不过去了。他是“玄黄计划”的直接负责人，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总要有人担责。
二月初七，审查有了结果。
早上，高公公把所有人都叫到前厅。少了三个人：两个杂役，还有一个是药房的老药师。问起来，高公公只说“另行处置”。
“皇上仁厚，”高公公站在厅中，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念尔等多年辛苦，不予深究。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所有人，降一级，罚俸半年。吴良，撤去摹形司总管之职，留司察看。”
吴良跪在地上，磕头谢恩。起来时，张砚看见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缕，背也更驼了。
“还有，”高公公接着说，“‘玄黄一号’的事，还没完。内务府已经加派人手，务必在其酿成大祸前，将其清除。尔等留在司里，戴罪立功，协助追捕。”
清除。不是抓回来，是清除。张砚心里一沉。
散会后，吴良把张砚叫到里间。屋里只剩他们两人，门关着。
“坐。”吴良说，声音疲惫。
张砚坐下。两人相对无言。窗外传来风声，吹得窗纸哗啦响。
“张砚，”吴良终于开口，“你跟了我二十八年了吧。”
“是，康熙十八年入司，至今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吴良喃喃，“时间真快。我刚接手摹形司时，也才三十出头。现在，快六十了。”
张砚没接话。他等着吴良的下文。
“这次的事，你也看到了。”吴良揉了揉太阳穴，“上头很恼火。‘玄黄一号’不但没成事，反而成了祸害。如果不能在它闹出大乱子前除掉，咱们这些人……都得陪葬。”
“怎么除？”张砚问。
“用最直接的法子。”吴良说，“它不是还有感情吗？不是还放不下那个陈寡妇吗？那就用陈寡妇做饵，设个必死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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