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刮起了大风。从蒙古高原卷来的沙尘，混着城里的灰土，漫天都是黄蒙蒙的。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用袖子捂着口鼻，快步走着。树叶还没黄透，就被风刮下来，在地上打着旋。
张砚站在摹形司院子里，看着那堆新砍的槐树柴。树干已经劈开，晾了一个多月，干透了，裂着大口子，露出里面暗黄的木芯。再过些日子，这些柴就要搬进库房，供冬天烧炕用。
树是“玄黄一号”死后第三天砍的。吴良说，树死了，留着碍眼，不如砍了烧火。张砚没说话，看着杂役们把树放倒，锯成段，劈成柴。树干倒下的那一刻，发出沉闷的响声，扬起一片尘土，像是最后的叹息。
现在树没了，院子里空了一大块，阳光直直地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刺眼。
十月初十，吴良召集所有人到前厅。
“有件事宣布。”他站在厅中，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些，“我调走了。去内务府档案司，做个副主管。”
屋里静了一瞬。两个年轻记录员——郑、王二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不安。吴良在摹形司二十多年，是这里的主心骨。他突然调走，意味着什么？
“接替我的是赵公公。”吴良接着说，“原内务府慎刑司的，明天就来交接。你们照常做事，听赵公公安排。”
赵公公。张砚听过这个名字，但不熟。只知道是内务府的老人，手段硬，不好说话。
“那……咱们司里，以后还做原来的事吗？”郑记录员小声问。
吴良看了他一眼：“上面还没定。等赵公公来了，会有安排。”
散会后，吴良把张砚单独留下。
“你跟我来。”
两人进了里间。吴良关上门，从抽屉里取出个扁平的木匣，推给张砚。
“这个，你收着。”
张砚打开。里面是几本册子，很薄，蓝布封面，没有字。
“这是什么？”
“我这些年的笔记。”吴良说，“不是公事，是……一些私人的想法，观察，还有……后悔。”
张砚翻开一本。字迹是吴良的，但比平时潦草，像是夜深人静时匆匆写下的。内容很杂：有对某个副本反应的记录，有对药方效果的反思，有对“玄黄计划”的担忧，甚至……有几页是忏悔，忏悔造了那么多“人”，又毁了那么多“人”。
“您……为什么给我这个？”张砚问。
“因为你是这里最明白的人。”吴良说，声音有些沙哑，“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你留着，也许……也许以后有用。”
“有什么用？”
“不知道。”吴良摇头，“也许就是让人知道，做过这些事的人，夜里也会做噩梦。”
张砚合上木匣，抱在怀里。匣子不重，但觉得沉甸甸的。
“吴先生，”他问，“您调走，是因为‘玄黄计划’的事吗？”
吴良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算是吧。上面总要有人担责。我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赵公公来……”
“来收拾残局。”吴良说，“摹形司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太多，有些能留，有些不能留。赵公公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理，然后……关停。”
关停。张砚心里一震。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还是不一样。
“那我们这些人……”
“看造化。”吴良说，“年轻的，可能调去别的衙门。年纪大的……可能就放回家了。”
放回家。张砚五十六了，无妻无子，老家早就没人了。回家？回哪儿？
“张砚，”吴良看着他，“你跟了我二十八年，没出过差错。我会尽量安排，让你有个好去处。”
“谢谢吴先生。”
“不用谢。”吴良摆摆手，“这是我欠你的。欠这里所有人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空荡荡的院子。
“这地方……我待了二十多年。”他喃喃，“刚来的时候，也是秋天，院子里那棵槐树还茂盛。现在树死了，我也该走了。”
张砚不知该说什么。
“好了。”吴良转过身，“你回去吧。记住，赵公公来了，少说话，多做事。他问什么，照实答，但别多话。”
“是。”
张砚抱着木匣回到住处。关上门，他把匣子藏在床板下，和朱慈焕留下的布包、“玄黄一号”那封烧剩的信灰，放在一起。
三样东西，三个人的遗物。真身，副本，造副本的人。
现在，造副本的人也要走了。
第二天，赵公公来了。
五十多岁，胖，脸圆，眼睛小，看人时眯着，像在打量货物。说话声音尖细，带着宫里太监特有的那种腔调。吴良陪着他，在司里转了一圈，介绍了各处的情况。
赵公公听得很敷衍，不时嗯啊两声。转到库房时，他停下，问：“这些档案，都整理过了？”
“整理过了。”吴良说，“该留的留，该销毁的销毁。”
“销毁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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