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奉天驿人声鼎沸。
月台上挤满了人，大多是逃难的。辽河大水，下游十几个县泡在浑汤里，田淹了，房子塌了，没淹着的地方也人心惶惶，能走的都往北边、往城里挤。挑担子的，背行李卷的，抱着孩子搀着老的，黑压压一片，像一群被洪水赶出巢穴的蚂蚁，盲目而又执拗地蠕动着，涌向那几节绿皮车厢。
空气里弥漫着汗酸、劣质烟草、孩童尿溺和不知名食物混杂的浊气。穿土黄色制服、戴大檐帽的满洲国路警提着木棍，在人群边缘不紧不慢地踱步，眼神扫过一张张惶惑的脸。偶尔有人挤得太凶，木棍就毫不客气地戳过去，换来一声闷哼。
袁镜吾提着藤箱，挤在人群里。他换了身更便于行动的深蓝色短褂、黑布裤，脚上是胶底布鞋。相机用布包好，挂在肩上，藤箱里是换洗衣物和笔记本。
这身打扮让他看起来像个跑单帮的小商人，或者哪个商号的伙计。
他要去坐的不是那种绿皮客车。那车是往北去新京、哈尔滨的。他要往南，去营口，得在奉天驿外的浑河码头，搭一种老式的木壳火轮。
挤出货栈般的车站，穿过乱哄哄的广场，沿着一条煤渣路往南走，越走人越稀，空气里的煤烟味渐渐被一股湿漉漉的、带着淤泥和腐草气息的河风取代。浑河就在前面，水色浑黄，流得很急，打着旋儿往下游奔。码头比车站清静许多，几条木壳船泊在岸边，船身漆成暗淡的黑色或灰色，烟囱冒着或浓或淡的黑烟。
他要搭的那条船叫“辽水号”，是条有些年头的老船。木制船身，船舱低矮，甲板上堆着些麻袋和木箱。船票是报社提前托人买的，一张硬纸片，盖着模糊的红戳。他把票递给守在跳板边的船工，那是个满脸褶子的老汉，接过票，就着昏暗的天光眯眼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他一下，没说话，侧身让开。
跳板随着水流微微晃动。袁镜吾稳住步子，走上甲板。一股更浓的、混合着机油、煤烟、河水腥气和某种陈旧木材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船舱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光线昏暗，只在两舷开了几扇小窗，玻璃上糊着油污和水渍。长条木凳沿着舱壁摆放，大多已坐了人。袁镜吾找了个靠窗的角落，把藤箱塞在脚下，相机抱在怀里。
他默默观察着舱里的人。
靠舱门坐着几个扛麻袋的汉子，皮肤黝黑，手脚粗大，是码头上常见的苦力。他们不说话，只闷头抽着烟袋，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凝成淡蓝色的团。
对面是一对老夫妻，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怀里抱着个布包袱，包袱皮裹得严严实实，不知是什么要紧家当。老头闭着眼，像是睡了，老太婆则紧张地攥着包袱，眼睛不时瞟向舱门，又飞快垂下。
斜对角，一个穿日式学生服、戴圆框眼镜的年轻人，正低头看一本小册子，看得很入神。
角落里，还有个穿长衫的算命瞎子。竹竿靠在膝边，手里捻着一串磨得油亮的木珠，嘴唇微微翕动，不知在念叨什么。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一双灰白的眼珠定定地对着前方虚空，仿佛能透过船舱的木板，看到外面的浑河浊流。
“开船喽——！”
一声沙哑的吆喝从舱外传来。接着是轮机沉闷的启动声，船身一震，缓缓离开码头，调转船头，向下游驶去。
浑河两岸的景色向后退去。开始还有些零星的房屋、烟囱，渐渐就成了连绵的土堤、芦苇荡，再后来，视野骤然开阔，浑河汇入了更宽阔、更浑浊的辽河主道。
“辽水号”像一片笨重的叶子，在黄浊的河面上起伏前进。轮机“突突”地响着，带着单调的节奏。河风吹进舱里，带着水腥气和盛夏的闷热。窗外，是望不到头的芦苇荡。一人多高的芦苇，密密匝匝，在风中摇晃，发出“沙沙”的、如同无数人低语的声响。河水是泥浆般的黄褐色，打着旋，卷着枯枝败叶，沉默而又有力地向东南奔流。天是铅灰色的，低低地压着水面，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只有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灰黄。
袁镜吾靠着窗，看着这片被洪水吞没的天地。四十多天的大雨，把这里变成了泽国。有些地方，芦苇只露出梢头，像是溺水者最后伸出的手。有些地方，能看见半截泡得发黑的屋顶，或者一棵孤零零的树，枝桠上挂满了上游冲下来的破烂衣物、杂草，像一面面不祥的旗帜。
他拿出笔记本，想记点什么。笔尖悬在纸上，半晌，只写下两个字：“泽国。”想了想，又添上一句：“水天一色，唯芦苇梢头点点。”
相机在怀里有些沉。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解开了布包。这种老式方镜箱相机，拍照时需要双手端着，从上面的毛玻璃取景。他掀开遮光布，将头埋进去，镜头对准窗外。
毛玻璃上的影像是颠倒的。浑浊的河水，摇晃的芦苇，铅灰的天空，在方寸之间构成一幅单调而又沉重的画面。他移动着相机，寻找着可能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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