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镜吾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在那张被扶起的、冰冷的旧圈椅上，坐在一片狼藉与一本沉重的家族秘史之间，从日暮坐到深夜，又从深夜坐到东方泛白。
油灯早已熄灭，只剩下一点将熄未熄的、暗红的灯芯，在清冷的晨光中苟延残喘。窗纸由沉黑转为一种模糊的灰白，又渐渐透出冬日清晨那种特有的、没有温度的、青蒙蒙的光亮。书房里的一切——散乱的书册、倾倒的桌椅、墙上的破败、地上被撬开的地板黑洞、以及面前摊开的厚厚手稿和那封最后的信——都在这逐渐清晰的光线中，显露出一种劫后余生的、近乎残酷的真实。
他一夜未眠，却不感到困倦。仿佛有一股冰冷的、清醒的激流，在他四肢百骸中奔涌，冲刷走了所有的疲惫、悲伤乃至最初的震惊。剩下的，是一种沉静到极致的、近乎虚脱的明悟。
他明白了。彻底明白了。
父亲袁守一，一生沉默，谨小慎微，将对家族惊天秘密的守护，化为日常的枯燥编纂和深夜孤灯下的笔耕。他不告诉自己，不是因为不信任，不是因为他这个儿子不够格。恰恰相反，是因为不忍。
父亲自己，十五岁在田庄台秋雨中目睹幼龙垂死，自此知晓宿命，一生背负着“记龙”的职责与“数世纠葛”的重压，活在隐秘与孤独里。他太知道这份“天职”意味着什么——不仅是窥见超凡世界的震撼与危险，不仅是家族血仇的阴影，更是与寻常人间烟火、平凡喜乐的永久隔阂，是一种将个人命运与某种宏大、古老、冰冷法则绑定在一起的、无法挣脱的宿命。
父亲不想让他也这样。父亲想让他做个普通人，一个可以在乱世中凭借一点技艺谋生、娶妻生子、过着有笑有泪、有烦恼也有小确幸的、平凡日子的普通人。所以父亲送他读书，送他进报馆，希望他用笔记录“人”事，而非“龙”事。希望他用记者这个相对“正常”的身份，与这个时代周旋，而非以“袁氏第四十一代孙”的身份，去直面那些不可名状的存在与纠葛。
但父亲也知道，有些事，躲不开。血脉里的呼唤，宿命的牵引，非人力可阻。父亲在信中说：“汝不见龙，则不知龙；汝见龙，则不必吾告，龙自告汝。” 这是父亲最后的、无奈的智慧，也是最深的爱。父亲无法替他隔绝命运，只能提前为他备好“钥匙”（残页），然后将他推入那条既定的河流，让他自己去看，去经历，去在震撼与恐惧中，领悟自己是谁，并最终做出选择——是接过那支笔，续写那本录，还是……转身离开？
然而，当他在田庄台苇塘边，与那双半阖的巨眼“对视”的瞬间；当他指尖触碰西海关码头那节脊骨，幻见先祖斩龙、岩涌赤血的刹那；或许，早在更久之前，在他血脉深处某种特质被悄然唤醒的时刻……选择，其实已经做出了。
龙，会自己找到他。
而它，果然找到了。
他想起火轮上李半仙那句“鼻梁子底下那道气，跟别人不一个样儿”，想起老人临终前说的“你们袁家的人，世世代代都在‘记’龙”。原来，在那些知晓秘密或有所感应的人眼中，他袁镜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外人”。他是“袁家小子”，是带着特殊“标记”的、流淌着“记龙”之血的后裔。
那么，田庄台那条濒死的龙，七月廿八那条失控的龙，它们看他的眼神，那种奇怪的“熟悉感”，那种仿佛穿透皮囊的“注视”……是否意味着，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出”了他？认出了这双跨越千年、始终追索着它们族类踪迹的“眼睛”？
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却又带着一种诡异的、宿命般的合理。
原来，从他踏足营口的那一刻起，不，或许更早，从他降生于世，成为袁守一之子、袁天罡第四十一代孙的那一刻起，他与“龙”的这场相遇，便已注定。他不是偶然的见证者，他是被等待的、被“看见”的、千年因缘链条上，最新的一环。
窗外的天色完全亮了。惨白的冬日阳光，无力地穿透窗纸上的积尘，在书房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远处传来早起乡邻的咳嗽声、开门声、鸡鸣犬吠。寻常的一天开始了。
袁镜吾缓缓站起身，身体因久坐而僵硬。他走到窗边，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窗。冰冷干燥的空气涌入，带着泥土和炊烟的味道，冲淡了书房里沉闷的气息。他望着院中那棵落光了叶子的老槐树，望着远处昌黎冬日荒凉的原野。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到那个对家族秘密一无所知、只埋头于新闻稿件的袁记者。父亲用生命传递的“钥匙”和嘱托，菊池那番揭示终极目的的冰冷话语，以及这厚厚一箱、承载了四十代人血泪与守望的《坠龙录》，已将他牢牢地钉在了那个“第四十一代孙”的位置上。
续，还是不续？
父亲说：“续不续，汝自定。”
但他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选择。有些责任，看到，即背负。有些道路，看清，即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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