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风像刀子，刮过四水镇光秃秃的田野，卷起地上最后一点枯草和尘土。粮仓的门上贴了封条，钥匙在魏莱贴身的口袋里——里面的粮食只够全镇人吃四十天了，必须按最严格的标准配给。
每天清晨，周明远带着两个民兵，用一杆公平秤，在粮仓门口分发当天的口粮。队伍排得很长，但没人吵闹，每个人都沉默地伸出粗陶碗或布口袋，领走那一点点维系生命的粉末：重劳力一斤，轻劳力半斤，老人孩子四两。领到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像捧着金子。
魏莱的口粮和所有人一样，每天半斤炒面。他把它分成两份，早晚各冲一碗糊糊。有时候魏国（那个战争孤儿）会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偷偷拨给他一点，魏莱总是推回去：“你正长身体，多吃点。”
孩子固执地摇头：“爹（他坚持这么叫），你倒下，我们就都没饭吃了。”
魏莱心里一酸，不再推辞。他把炒面糊糊喝得一滴不剩，碗壁上都要用手指刮干净。
饥饿的感觉像钝刀子割肉。白天还好，有工作分散注意力。夜里最难熬，肚子空得发慌，胃里火烧火燎。魏莱躺在床上，能听见隔壁房间魏国肚子咕咕叫的声音。他想起2025年那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减肥倒掉半碗米饭，罪恶感像潮水一样涌来。
但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寒冷。今年冬天特别冷，十一月中旬就降到了零下二十度。燃料短缺，除了医院和荣军院有定量柴火，其他人家只能靠捡来的枯枝和晒干的牛粪取暖。很多人冻伤了手脚，脸上起了冻疮，红肿溃烂。
刘秀英的医疗点挤满了冻伤病员。药用完了，她只能用土法：萝卜烤热了敷，辣椒煮水擦，但效果有限。魏莱去看过一次，一个靠山屯的老人，双脚冻得发黑坏死，只能截肢，但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疼死。
从医疗点出来，魏莱在寒风中站了很久，直到手脚冻得麻木。
必须解决燃料问题。
他想到了“煤”。四水镇没有煤矿，但西山有裸露的煤层（当地人叫“黑石头”），品位很低，以前没人开采。魏莱召集张铁匠和雷班长，问能不能试着挖点“黑石头”烧。
“那玩意儿烟大，呛人，不好烧。”张铁匠说。
“总比冻死强。”魏莱说，“试试。”
第二天，他带着十几个还能走动的老兵和民兵，去了西山。煤层离地表不远，用镐头就能刨下来。但问题是运输——山路陡峭，马车进不来，只能靠人背。
魏莱背起第一个背篓。煤石很重，压得他左肩旧伤剧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回挪。李铁柱想帮他，被他推开：“你背你的，我能行。”
那一天，他们背回来两千多斤煤石。在打谷场上堆成小山，点燃试验——果然烟大，火不旺，但热量比柴火强，而且耐烧。
“能用！”张铁匠兴奋地说，“就是得改良炉子，加个烟囱，让烟排出去。”
于是，在炼铁高炉旁边，又搭起了几个简易的“蜂窝煤炉”。煤石砸碎，混上黄土和水，用模具压成蜂窝煤饼，晒干后燃烧效率提高了不少。
魏莱把第一批蜂窝煤优先分配给医院、荣军院和有婴儿的家庭。剩下的，按工分兑换。虽然依旧短缺，但至少有了希望。
燃料问题刚见缓解，新的打击接踵而至。
十一月下旬，一架美军侦察机飞临四水镇上空。飞机飞得很低，能看见机身上的白星。全镇人惊慌失措，按照预案躲进防空洞。飞机盘旋了几圈，没有投弹，但扔下几个铁罐子——不是炸弹，是传单。
传单上印着中文：“共军弟兄们，投降吧！美军已仁川登陆，你们败局已定！携枪来投，优待！”
传单像雪片一样飘落。李铁柱气得要把传单全烧了，魏莱却拦住他：“留着，当引火纸。”
但恐慌已经种下了。那天晚上，炮楼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气氛凝重。
“美军知道咱们这儿了。”马三炮声音发抖，“下次来的可能就不是传单，是炸弹了。”
“粮仓、高炉、医院，都是目标。”雷班长用拐棍敲着地面，“必须加强伪装，分散储存。”
魏莱看着煤油灯下这些疲惫而焦虑的脸，知道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明天，”他开口，声音嘶哑但清晰，“全镇大扫除。”
所有人都愣住了。
“把传单捡干净，街道扫干净，房子修整齐。”魏莱继续说，“美国飞机不是想看咱们狼狈吗？咱们偏要活得整齐，活得有骨气！”
“另外，在镇中心，创业渠边，立一块碑。”
“碑？刻什么？”
“刻四个字。”魏莱一字一顿，“人定胜天。”
第二天，全镇动员。人们拖着饥饿的身体，把街道扫得一尘不染，把倒塌的院墙垒齐。张铁匠用炼废的钢渣，浇铸了一块粗糙的碑胚，魏莱亲自用凿子刻上“人定胜天”四个大字，立在创业渠旁最显眼的位置。
字刻得歪歪扭扭，但每个笔画都深深刻进钢铁里。
立碑那天，没有仪式。但很多人路过时，都会停下来，默默看一会儿。那四个字，像在寒风里烧着的一把火。
人定胜天。不是不敬畏自然，而是不屈服于命运。
日子依旧艰难，但那股快要熄灭的心气，又被重新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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