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前言：致敬抗战牺牲的川军先烈们：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在历史的回响里听见你们的脚步声——穿着草鞋，走过巴山蜀水，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
你们是庄稼汉、教书先生、茶馆跑堂，是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当山河破碎，你们放下锄头、粉笔、茶壶，毅然拿起比命还重的枪。没有人知道，那声“等我回来”的承诺，会成为永别。
淞沪会战，你们用血肉之躯抵挡钢铁洪流；滕县保卫王铭章将军与三千子弟全部殉城；台儿庄大捷，是四万川军儿郎用命换来的转折。你们说“不打败日寇绝不回川”，这句誓言太重，重到要用年轻的生命来兑现。
我总想起你们出征时的样子——衣衫单薄，装备简陋，可眼里有火，心中有光。你们在战壕里哼着川江号子，把对故乡的思念咽下，化成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
今天，当芙蓉花开遍锦官城，当茶馆又飘起茉莉香，当孩子们在都江堰边奔跑嬉戏——这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太平，我们一刻不敢忘记。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你们长眠在他乡的土地上，却永远活在每一个四川人的心尖上。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一九三七年秋天的日头，软塌塌地照在川西坝子上。刚收完稻子的田里，留着齐刷刷的稻茬，空气里混着谷草和泥土的气味。赵根生蹲在自家院坝里，就着昏暗的天光，用粗糙的手掌仔细地摩挲着一把老旧的锄头，准备修补一下，好种点晚季蔬菜。他话不多，像坝子边上的老青石，结实，沉默。
镇上唯一的石板街，比往常要闹热些。王秀才摆代写书信的摊子前头，围了几个人，正在摆龙门阵。说的都是北边打仗的事。王秀才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扶了扶眼镜，声音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抑扬顿挫：“……诸位乡亲，卢沟桥事变，小鬼子这是要亡我中华啊！北平、天津都丢了……”
张黑娃背着他爹那杆老掉牙的火铳，拎着两只刚打到的野兔子，从街上走过，听到议论，停下脚步，粗声粗气地插嘴：“狗日的小鬼子，跑到我们中国地头上撒野！要是敢来四川，老子一铳一个，把他们脑壳都打开花！”
旁边茶馆里，孙富贵跷着二郎腿，眯着眼睛听着外面的话，嘴角撇了一下。他年轻时也在外面队伍上混过几年，晓得打仗不是打兔子，他慢悠悠地呷了一口沫子茶，对茶博士说：“喊得凶，真上了战场，枪子儿可不认人。”
这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两匹快马溅起泥水，直奔镇公所。马上的人穿着灰布军装，背着斗笠，风尘仆仆。为首一人，约莫二十七八岁，脸庞瘦削，眉头紧锁，眼神像淬了火的钢，正是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166师二团三营少校营长李啸川。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副手，上尉副营长李大力，年纪稍长，面色沉稳。
镇公所那间破旧的堂屋里，镇长和几个乡绅早就候着了。李啸川大步走进去，没有多余寒暄，直接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纸公文，平铺在掉漆的八仙桌上。
“奉上峰命令，我部奉命征召新兵五百五十人，组建新兵营，即日开拔出川，奔赴抗日前线。”李啸川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这是刘主席在南京表了态的，四川，要出三十万兵！”
屋里一阵骚动。镇长凑上前，看着那盖着鲜红大印的征兵令，手有些抖：“李营长，这……五百五十人，我们这坝子，壮劳力都去了一大半了……”
李大力接过话头，语气缓和些，但意思坚决：“老镇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没得国，哪来的家？这兵，必须征！”
李啸川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乡绅：“兵员，要身家清白，身体强健的。年龄十八到三十五。独子不征，家里困难的可酌情缓征，但名额，一个不能少。”他顿了顿，补充道，“我李啸川把话放在这里，这些兵，是我带出去的，我会尽力把他们带回来。至少，要让他们晓得为哪个打仗，为啥子牺牲。”
征兵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就飞遍了川西坝子的每一个角落。
赵根生是在自家地里听到消息的。他直起腰，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半晌没说话。晚上，他坐在灶门前，看着母亲在微弱的油灯下纳鞋底。母亲叹了口气：“根生，你……想去？”
赵根生闷着头：“妈，北边在死人。”
母亲放下鞋底，走进里屋，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布包。她颤抖着手打开，里面是一块白土布，上面用墨汁写着一个大大的、歪歪扭扭的“死”字。旁边还有几行小字：“我不愿你在我床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
“你爹死得早，我没得文化，就请村头老先生写了这个。”母亲的声音哽咽，“你拿着……活着，就多杀几个小鬼子。死了……妈……妈给你立衣冠冢。”
赵根生接过那面沉重的“死”字旗，布粗糙，字刺眼。他把它紧紧攥在手里，骨头节都发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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