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之心。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着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三年之后，因编修四库，致力学术，戴震积劳成疾而终，年仅五十五岁。
这时戴震讲学已毕，江昉又回到堂中，请了戴震回去，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正也要离去。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得中可否暂留片刻？”
阮承信听江昉唤他，只好回过身去。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得中离开我江府，这数来也有两年了，先前提到那件事，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
阮元颇为疑惑，不知江昉所谓何事，阮承信道：“既是舅父出言，本该前往，只是……”看了看阮元，似乎有些不便。江昉也不强求，道：“若是不方便，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
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但这天回到家后，阮承信向林氏提起，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方知来由。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西至两湖，都是江家贩盐之处，因而扬州之外，时常缺人管理。他离开江府之时，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江昉想起阮承信，便向他提及，若是做了账房，平日也能多赚些钱，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
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阮元缺人管教，只怕误了学业。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谁知近日传回消息，那人不幸溺水而亡。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
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不愿做账房之事。二是担心即便去了，事情也应付不过来。三则是担心阮元了。略一思忖，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便道：“夫子且先冷静，以我的想法，这账房之事，倒未必有多少难处。先前夫子说，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若这差事真的困难，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把财路都断送了，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
阮承信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江家人脉颇广，必然不至于缺乏人手。但总是觉得以士从商，不免有些不雅。答道：“夫人之言，确是有理，可我平生从不晓商人之事，便是平日并不要紧，也只怕……”
“夫子是觉得，自己一个读书人，去做那出入记账之事，有失身份，是吗？”林氏知道阮承信在这一点上，终究不会自己承认，倒不如直接点破，阮承信方才可能正视这一矛盾。“可夫子有没有想过，若咱家就这样下去，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元儿离成年还远，总不能让他去补贴家用吧？更何况，夫子终是要抱孙子的。”
说这话时，林氏也怕阮元万一在外听到，于是最后几个字，便压低了声音，同时身子微微向左倾斜，眼睛也向左瞥了一下。阮家门户向南，林氏这时向左微动，便是指向东侧，江府正好在扬州城东南方向的康山，这个姿势一做出来，阮承信看得清楚，很快会意，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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