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听老师这样称颂自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也只好说出实情，道：“老师见笑了，其实学生去年在仪征县学，已经见过容甫兄了。实不相瞒，这……这院试的四书文试题，容甫兄上年冬天，便已猜出。学生本不擅长四书文的，今日能得老师垂青，其实是容甫兄之故。”
谢墉笑道：“无妨，我这两篇四书文，出得题目并不难，本就是你等学子最应成诵之篇。我所看的，乃是你构思是否精巧，立意是否深邃。院试这许多士子，写出的文章也是有高下的。而你这篇，立意深远、上下有序、当断则断、当缓则缓，于这对仗八比之句，也是韵律分明。即便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自也是一流之作了。”
杨吉听谢墉如此称赞阮元，觉得阮元确实比起自己想象，要高出太多了。可说道第一名，多少还是有些不服，便鼓起勇气，问谢墉道：“老先生，他……他文章真的写得那么好么？我在这家里也有些时候了，竟……竟是一直不知，不知这家里面，竟然出了个案首。”
谢墉倒是没有生气，笑道：“这位贤侄，你这就叫做‘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了’。你若是觉得伯元写得文章，还不算好，那你看过别人文章，便知高下为何物了。不过你说起案首，其实单论伯元这两篇四书文，还不足以脱颖而出。我当时看你等行文，也知道这般题目，猜也是猜得出来的。这四书文和伯元不相上下的，原也是有几位的。”
杨吉听谢墉这般说法，更为不解，也只好听下去。
谢墉续道：“但这史论，就是第一天考的部分，这可就分出高下啦。四书文行文严谨，尚不能完全看出文章功力。但史论可不一样，寻常学子大多认为，史论并无八股对仗之限，应该很好写啊。其实大大不然，一不小心，便容易犯两个错误。”
“这两个错误，一是面面俱到，这样不免限于冗长。二是出奇制胜，立论一味求新求变，可这样呢，又未免失于连贯。伯元恰恰两者都不是，他的文章啊，关键之处，一一点到，可绝无冗余。用典、对仗，层层递进，绝无生涩之感。只让人觉得，言已尽而意无穷，所以老夫看了伯元你的史论，可是恨不得多和你畅谈几日呢！你这样的文章，不给第一，岂不是我老眼昏花，耽误了你？”
杨吉知道，眼前这位老先生，绝非常人，他二品文官的身份，可比当年自己的恩公还要高一级，若是考虑到文武差异，二品文官更是远非三品武官之比。既然这个才学远胜于恩公的人，可以把阮元录取为案首，还这样连连称赞他，那么阮元的才能如何，自然也不用再质疑了。
而且，正所谓君子慎独，阮元看不到自己的时候，自己可看得他一清二楚，论人品，自己也不该有所非议才对……
杨吉正想着，谢墉却意外想起另一事，道：“伯元啊，你现已取了案首，按惯例，是要补廪生的。成了廪生之后啊，每月可以领米六斗，虽说数量不多，总是能保你一家衣食无忧了。你家人情况，以后也可以少担心些了。我来年还要到江南几个府主持院试，现下正缺人手，不如你便与我同往，帮我取录生员。顺便我也可以指导指导你，来年便是乡试年，咱就一举把乡试也考过了，如何？”
这接二连三的建议，让阮元猝不及防，愣了半天才回答道：“老师是想……让我帮老师取录生员？老师说笑了，学生才疏学浅，生员也不过刚刚取录，哪里有资格去给别人的文章评头论足呀？”
谢墉道：“这就是伯元自谦了，你才学在我看来，便是应举也已经足够，帮我取录生员，其实并非难事。若你真觉得困难，便先把自己中意的文章交给我，最后取录，还是我来决定，如何？况且眼下学子入幕，乃是常事。若是一直执着于书本，不知晓如何办理实务，日后乡会试之时，也往往会因经验不够，而有所窒碍。你随老师出门一年，或许抵得上你在家五六年功夫呢。”
谢墉所谓取录之事，阮元虽不了解，也听汪中讲过一些，取录生员有时也会由已录取的生员协助，但最终取录与否，仍是学政决定。这时听谢墉解释了，渐渐会意。只是“入幕”一事，他却并未想过。
谢墉所言“入幕”，乃是清中叶起出现的风潮，其实早在明代总督、巡抚这些高等地方官被常规化以后，“入幕”士子就已经层出不穷。例如明朝中期地方间颇有名气的文人徐渭，便曾在总督胡宗宪幕下参赞。而进入清朝，从雍正年间开始，为改善督抚待遇，开始对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地方总督养廉银最多可达每年二万两，巡抚最少也可以获得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收入。谢墉虽是学政官，可每年也有数千两养廉银进益，只是学政来往全省主持考试，开支原本不小，所以相对于督抚，依然是清水衙门。
获得养廉银之后，有才识的督抚，可决计不会把银子拿去享乐。相反，他们为了施政便宜，便竞相开出高价，吸引全国优秀士子前往他们帐下做幕僚，这便是清朝中叶开始逐渐兴起的“入幕”之风了。一时间有才华的地方士子，若是入幕参赞确有不俗之处，一年获得千两以上进益，也是常事。谢墉可用银两不算多，但阮元也只是刚点了生员，尚是晚辈，聘他入幕自然无需高价。而对于阮元来说，能在谢墉幕中增广见闻，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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