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空气像是凝固的果冻，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肺叶上。屏幕上那些冰冷的轨迹线和时间节点，勾勒出的是一张精心编织的、温暖的网——以关怀为丝，以专业为结，最终将猎物温柔地勒毙。接触的轨迹清晰了，但动机和手段的轮廓，还需要更具体的填充。光有“何时何地见面”还不够，更需要知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接触只是通道，”吕凯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笔，在上面写下“接触”、“动机”、“手段”、“证据”四个词，然后在“接触”和“手段”之间画上箭头，“她通过接触建立信任，植入心理暗示，这是她犯罪的核心手法。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些咨询室里、茶座上，她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
他转向赵永南：“永南，能拿到咨询记录的具体内容吗？不是摘要，是逐字稿，或者录音录像。”
赵永南敲击键盘，眉头紧锁：“难。心理咨询的记录受法律严格保护，属于高度隐私。没有法院的强制令，咨询机构绝不会提供。而且，以廖云的专业和谨慎，很可能不会保留详细的逐字记录，即使有，也可能只是经过‘处理’的版本。录音录像就更别想了，除非她自己保留，但那等于留下直接证据。”
刘冰掐灭了不知道第几根烟，烟灰缸里堆满了扭曲的烟蒂。“那就从外围突破。咨询记录拿不到，但参与咨询的人不止她一个。陈文彬虽然死了，但他妻子、女儿还在。李雪的同事、家人，张维的同事，王振国的儿子……他们可能听过死者提起过咨询内容，或者感受到咨询前后死者的变化。还有，那些看似平常的‘公益心理支持’活动，参加者不止死者，还有其他人。找到这些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是一个笨办法，但可能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大海捞针，但针就在海里。
接下来的几天，刑侦支队像是上满了发条的机器，分头行动，在无数琐碎、模糊、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碎片中，艰难地拼接着廖云与四位死者之间那些对话的真实图景。这不是技术活，而是最磨人的细致功夫，需要耐心，更需要对人心的体察。
吕凯和一位女警员一起，再次拜访了陈文彬的妻子。这位中年妇女在失去丈夫后，似乎一下子被抽走了主心骨，眼神总是有些涣散。她坐在自家客厅里，手里无意识地揉搓着一块已经有些发旧的手帕。
“廖老师……她是个好人。”陈文彬的妻子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茫然的肯定，“那时候，婷婷（女儿）那样，老陈急得嘴上起泡，学校领导也找他谈话，家里天天低气压。是廖老师一点点开导婷婷，也开导我们。她说，孩子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父母过高的期望，还有……还有父母自身未解决的焦虑。”
“陈老师当时有什么未解决的焦虑吗？”吕凯尽量让声音温和。
陈文彬的妻子沉默了很久，目光落在墙上丈夫的遗像上。“他……他一直是个要强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婷婷的事，他觉得丢人，也觉得是自己没教好。廖老师跟他单独谈过几次，后来他好像……好像更沉默了。有时候夜里，我听见他在书房叹气。有一次，我给他送牛奶，看见他对着电脑发呆，屏幕上好像是以前带过的一个班的毕业照……”她顿了顿，努力回忆，“我问他想什么呢，他摇摇头，关了电脑，说了一句……说什么来着，哦，说‘有些事，错了就是错了，补不回来的。’”
“他没具体说是什么事吗？”
“没有。他不爱跟我说学校里那些烦心事。但有一次，大概是他出事前一个月吧，他从廖老师那里咨询回来，脸色特别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廖老师让他试着写一写自己教书这么多年，最后悔的、最遗憾的事，说写出来，就是一种面对和放下。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写了很久，写完就锁在抽屉里，不让我看。后来……后来他出事了，我整理遗物，那个本子……不见了。”
“不见了？”女警员追问。
“嗯，找不到了。那个带锁的抽屉里，只有一些旧教案和证书，没有笔记本。”陈文彬的妻子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被悲伤淹没，“可能……可能是他觉得没用，自己扔了吧。”
吕凯和刘冰对视一眼。廖云让陈文彬写的“最后悔的事”，很可能直指林浩事件。而那本失踪的笔记本，会不会是被廖云以某种方式取走了？或者，那本身就是“仪式”的一部分？
另一边，陈敏和另一位刑警找到了李雪生前的同事，一位和她关系不错的老记者。这位老记者是个烟枪，说话很冲。
“李雪？她那段时间是有点不对劲。焦虑症嘛，老毛病了。但去看那个心理咨询师之后，好像好了一阵子，后来又不行了。”老记者嘬了口烟，眯着眼回忆，“她跟我们说那个咨询师很厉害，看问题特别透，不像以前那些就会让你‘放轻松’、‘想开点’的。还说……对了，她说有一次跟咨询师聊起以前报道过的那些遗憾，包括明德中学那事，咨询师跟她说，遗憾之所以是遗憾，是因为它被‘卡’住了，没有被真正地看见和承认。如果有一天，能让那些被掩盖的真相，以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许遗憾才能真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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