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巷的老槐树又落了一地细碎的花瓣，风一吹，就黏在苏见远那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衬衫后领上。他浑然不觉，左手拎着一只鼓囊囊的帆布包，右手攥着一把生了锈的游标卡尺，正蹲在巷口的垃圾桶旁，对着一只被人丢弃的陶瓷碗，眉头皱得像打了个死结。
“三点五厘米，口径偏差零点二，胎质疏松，釉色不均……啧，可惜了。”他低声嘟囔着，伸出手指轻轻摩挲碗底的落款，那模样，仿佛不是在看一只垃圾桶里的破碗，而是在鉴赏什么稀世珍宝。
路过的王大妈挎着菜篮子，老远就看见了他，脚步一顿，扯着嗓子喊：“见远啊！又捡破烂呢？”
苏见远闻声抬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王大妈，这不是破烂，是民国时期的民窑瓷碗，有收藏价值。”
王大妈撇撇嘴，加快脚步从他身边走过，嘴里还在念叨：“三十好几的人了，不谈恋爱不结婚，天天跟这些瓶瓶罐罐破烂玩意儿打交道，真是个怪咖。”
这话像羽毛似的，轻飘飘地落在苏见远耳朵里，他没反驳，也没生气，只是重新低下头，小心翼翼地把那只瓷碗用报纸包好，塞进了帆布包里。
苏见远，男，三十九岁，梧桐巷居民眼中最名副其实的“怪先生”。
他的怪，是刻在骨子里的。
首先，他的作息和整个巷子的人格格不入。别人早睡早起，他偏昼伏夜出。白天要么蹲在垃圾桶旁“寻宝”，要么窝在家里对着一堆旧物写写画画；晚上则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在台灯下研究那些瓶瓶罐罐，有时候兴致来了，能对着一只陶罐看上一整夜，嘴里还念念有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跟古董对话。
其次，他的饮食习惯也怪得离谱。他从不下馆子，也很少点外卖，一日三餐全靠自己做，而且做饭的规矩多得吓人。比如，西红柿炒蛋必须严格按照“三个西红柿两个鸡蛋”的比例，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煮面条的水必须是沸腾三分钟后再下面，煮出来的面要精确到“根根分明，不黏不连”；就连切葱花，都得切成一厘米长的葱段，差一毫都要重新切。
巷子里的人都说，苏见远这种人，别说结婚了，怕是连个愿意跟他吃一顿饭的人都找不到。
这话其实不假。苏见远不是没相过亲，前几年，热心的张阿姨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姑娘，有小学老师，有护士，还有公务员，可每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相亲。姑娘长得文静秀气，对苏见远的第一印象也还算不错，毕竟他身高一米八，眉眼周正，鼻梁挺直，抛开那些怪癖不谈，算得上是个英俊的男人。
两人约在一家西餐厅，苏见远提前半小时到，不是为了等姑娘，而是为了测量餐桌的高度、椅子的角度，甚至连餐具摆放的间距都用尺子量了一遍。
姑娘来了之后，他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这家餐厅的刀叉间距是十五厘米，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吃饭的时候容易碰倒水杯”。
吃饭的时候，姑娘点了一份牛排，要了七分熟。苏见远却皱着眉，一本正经地纠正：“七分熟的牛排内部温度是六十三摄氏度，这个温度下，牛肉的肌红蛋白没有完全凝固，口感偏韧，而且存在细菌残留的风险，建议你改成全熟。”
姑娘脸上的笑容僵了僵，没说话。
后来，姑娘聊起最近看的电影，苏见远却打断她：“电影的镜头语言运用得不够精准，第三十二分钟的那个长镜头，晃动幅度太大，容易让观众产生眩晕感，不符合视觉美学。”
一顿饭下来，姑娘没说几句话，全程都是苏见远在发表各种“专业见解”。最后，姑娘借口去洗手间，再也没回来，只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苏先生，你是个很特别的人，但我们不合适。”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给苏见远介绍对象了。他也乐得清静，依旧过着自己的“怪咖生活”。
苏见远住的是一栋老式的二层小楼，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植物，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而是一些别人看不上眼的野草。他给每一株野草都起了名字，每天早上都会按时给它们浇水，比照顾自己还上心。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木头和旧书的味道扑面而来。客厅里没有沙发，没有电视，只有一排排整齐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关于古董、历史、物理的书籍，还有一些他捡回来的“宝贝”——生锈的铜锁、缺了角的砚台、泛黄的旧报纸。
他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民国瓷碗，放在书桌上的放大镜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记录碗的尺寸、胎质、釉色，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窗外的夕阳渐渐西沉，橘红色的余晖洒在书桌上，给那些旧物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苏见远抬起头，看着窗外的老槐树，忽然想起了母亲生前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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