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沙漠的清晨，在朗朗读书声中苏醒。
新建成的“矿山学校”几间宽敞的教室里，坐满了年龄不一的孩子。张静斋老先生执戒尺立于讲台，正领着蒙童班诵读《千字文》，声音抑扬顿挫；隔壁教室，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先生，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算着算术题；更远一些的成人夜校教室（白天也利用），则坐着不少下了工的矿工和妇女，跟着先生笨拙而认真地描画着笔画。
墨香与希望，第一次如此浓郁地弥漫在这片以汗水和钢铁为主旋律的土地上。报名之踊跃超出了朱琳的预期，几乎每个家庭都将适龄孩子送了来，报名夜校的成年人也排起了长队。知识的吸引力，在匮乏中显得格外珍贵。
朱琳站在校舍外，听着里面的声音，心中充满慰藉。人才，是一切的基础。技术人才、军事人才、管理人才，现在又补上了基础教育这一环。她的“火种”生态，正在变得越发完整和稳固。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场由穆勒船长发起、黄德发协助的更大规模“人才”招募行动，正在几个主要港口城市悄然展开。
穆勒的“希望之星”号和另一艘新购入的客轮，在他的女友兄长协助下，穿梭于武汉、上海、广州、天津、青岛乃至东北的港口。穆勒最初在武汉码头的尝试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阻力——衣衫褴褛却眼神警惕的乞丐们，对流利的德语腔中文和“去南美过好日子”的说辞充满怀疑，几乎将他当成了贩卖“猪仔”的人贩子。
直到提前回国的黄德发出现。
这个曾在智利沙漠挥汗如雨的汉子，搀扶着自己年迈的母亲，用带着家乡口音的话语，向聚集的乞丐和贫民细细讲述：那片遥远的南美大陆上，有中国人自己的矿，自己修的路，自己办的学校；老板是同袍，工钱不拖欠，有饭吃有屋住，孩子还能上学；他不是被“卖”去的，是凭力气和手艺挣出了一片天，如今回来接老娘去享福。
真实的故事，朴素的乡音，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尤其是黄德发老娘脸上那份安详和对儿子口中“好日子”的期盼，成了最有力的证明。
消息如同水波般在码头贫民区和流民中扩散开来。绝望中的人们，抓住了一线希望之光。不仅是在武汉，当穆勒的船抵达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时，黄德发或他发展的“线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召集起了一批又一批愿意背井离乡、寻找生路的人。他们中不仅有赤贫的苦力、破产的农民、城市的流民，竟也吸引了一些在城市中难觅出路、生活困顿的落魄文人、小职员甚至失意学生。
穆勒严格把关，尽量挑选身体尚可、背景清白、无不良嗜好者。到三月初春，两艘客轮竟已搭载了超过四千人！这个数字连穆勒自己都有些吃惊，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朱琳那边对人力资源如饥似渴的需求，以及这条航线背后蕴藏的巨大潜力。
1921年3月，智利正值夏末秋初，气候宜人。当两艘客轮相继抵达瓦尔帕莱索港时，码头上再次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这一次，规模远超以往。
朱琳早已接到电报，提前做好了准备。她亲自带着李振招、王津虎等运输负责人来到港口。看着舷梯上络绎不绝走下、面带长途航行疲惫却又充满期待的四千多张面孔，朱琳感到肩上的责任又重了一分，但心中的蓝图也越发清晰。
没有繁文缛节，高效的组织再次运转。四千多人被迅速分成六批，由李振招、王津虎等人率领的庞大卡车队（包括那两辆震撼人心的“百吨王”），分批运往沙漠矿场。
回到阔别数月的营地，黄德发激动不已，指着那些崭新的房屋、延伸的公路、冒着烟的厂房和书声琅琅的学校，向同船来的乡党们介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新人们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切，最后的疑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归属感和干劲。
朱琳没有休息，立刻投入到这四千人的安置和分工中。她展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识人眼光。
首先，她让张静斋等先生对人群进行了初步的文化程度甄别。从中筛选出了约三百多名具有一定读写能力、或有教学意愿的人（其中甚至包括几位曾在新式学堂任教或留学归国却际遇不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被直接补充进迅速扩张的“矿山学校”教师队伍，以及新设立的“成人扫盲与技能夜校”中。学校的规模再次扩大，分成了小学部、扫盲速成部和技术培训部（讲授简单的机械操作、安全规程、基础算术等），教育体系初具雏形。
其次，从剩余青壮中，挑选出一千名身体最健壮、看起来最能吃苦的年轻人，编成新的采矿大队。他们的目标明确：立即着手，全面开发另外两个已探明储量、但之前因人力不足尚未大规模开采的铜矿！
“三个矿，要同时出矿，同时冶炼！”朱琳在地图前，对着新任命的三位矿长（由经验丰富的老矿工提拔）和骨干们布置任务，“人员、工具、后勤保障，我会全力协调。你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打通巷道，建立开采面，把矿石给我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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